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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
摘要：国家利益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对于深入系统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现实国家利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家利益；理论创新；邓小平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与中国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超越前人，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仅是完成了国家利益观的理论创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时期的国家利益观，更为重要的是，在完成这一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对我们面临和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时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优良传统。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之发展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融为一体的新阶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每一个理论上的新突破，都是立基于实事求是之上的。作为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同样贯穿于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当中。
1、实事求是地对客观形势做出判断，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将经济利益提升为当前最主要的国家利益
邓小平冷静观察，对国际局势做出了实事求是的估价，提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从而为他在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上提供了依据。我们改变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分敌友的做法，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事实证明，这种务实的做法给我们的对外交往提供了有利的回旋空间，扩大了交往范围，改善了我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及与许多大国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围环境。
也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做出的判断，邓小平视经济利益为中国当前主要的国家利益，这体现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十分明显的。在国内，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力创造一个团结稳定、有利的国内环境，大力发展经济。对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在与别国交往时始终将经济利益作为重要考虑。实践证明，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一直呈上升趋势，这同时又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2、在对外援助上的态度更加务实
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思想，但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比毛泽东更为现实的态度。据史料记载，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以无偿、低息或无息贷款的方式援助了许多非洲国家，还完成了十分繁重的援助非洲成套项目建设任务。尤其是在中苏分歧加剧后，我们更主动担负起“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大力推行反帝反修，积极备战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使中国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了的，对一些国家的援助也显得太过分，例如，曾公开宣布也确实为抗美援朝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而把台湾放在次要地位。“仅1972年，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各种无私援助，平均到他们国家每个人头上，达一人5000元人民币之多。”这时我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大约还不到100元，行政级别低的干部月工资是37.5元。
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和平和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在对外援助政策方面作出了及时调整。在经济上除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逐步开展了和扩大了同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新途径，逐步把我国同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重点转移到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上来，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同时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关于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大力推动南北对话，积极促进南南合作，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
3、承认国家间利益的差别和矛盾，针对现实情况提出不同的解决利益冲突和矛盾的新方法
邓小平认为，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客观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并主张，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情形下，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符合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他从尊重历史和现实出发，提出了“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一国两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尊重港、澳、台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也考虑大陆的实际情况。港、澳的顺利回归及回归后的繁荣和稳定表明，“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共同开发”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双方连接起来，双方共同受益，有利于增进友谊和信任感。这种以合作求和平，以合作求发展的新形式，顺应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二、妥善处理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及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关系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是对马克思国家利益观的继承与发展，他注意寻找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结合点，以及本国利益与别国利益的统一点，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别国利益，而且还注意到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坚持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可以说，他使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及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三者关系得到了妥善处理。
1、将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有机结合，不脱离民族利益去片面追求阶级利益
国家利益是融阶级性与民族性于一体的，
所以一种正当的国家利益或真正的国家利益应该是寻找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结合点，而不是为了强调其中一方去刻意抹杀另一方。邓小平很注意二者的有机结合，尤其强调不能脱离民族利益去片面追求阶级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虽然存在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我们还不能仅仅从国际主义出发而必须同时从民族的自身利益出发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各国工人阶级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同时，还存在不同的民族利益。由于各民族的历史传统不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世界上的地位和面临的任务不同，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只讲不分民族的工人阶级共同利益而不讲各国的不同民族利益是不现实的。因而，邓小平主张的“国际主义”含义中，强调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象过去毛泽东那样不顾中国的现实国情，给予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大量的无偿援助。他还主张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当头，在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中国能继苏联之后充当第三世界的领头羊。针对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中国永远不当头的主张，这是十分明智的。
2、认为意识形态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并不能因为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否认国家间存在的一些共同利益
国家利益不仅包括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还包括涉及国家生存、发展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等其他方面。因此，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简单地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而异同，而会存在错综复杂的情形：1、国家之间既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利益，又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上的共同利益2、国家间并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矛盾3、国家之间既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利益，又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利益4、国家之间并不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而不存在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基于这四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之间既可能在一个时期友好交往，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发生冲突，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既可能在一个时期对抗，也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合作。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加之在毛泽东时期我们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对外交往中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而造成许多失误，以往的历史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同样有利益冲突，例如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而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可以共处、合作，例如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从理论和实际出发，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寻求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来加强合作，而不是仅仅因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否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如果仅仅以阶级利益为标准，就会陷入阶级斗争的泥潭，就无法处理好国家关系。
3、主张在追求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始终要考虑到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不以牺牲世界人民利益为代价
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在今天主要指的是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世界，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世界。我们看到，今天许多西方国家为了谋取自己一国的私利，染指别国事务，发动战争，给许多人带来了灾难：如西方大国为了其不可告人的利益追求联合轰炸南斯拉夫；还有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污染，还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自己的“工业垃圾”，等等这些行径都是有悖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是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重视环境问题，加强环境治理，避免给世界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还一再呼吁，东西方国家应该以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合作，一起去解决摆在世人面前的危害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许多问题。
三、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邓小平国家利益观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又根据变化的实际情况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发展，这其中体现了它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蕴涵着丰富的辩证思维，生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1、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同时，提出了“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新方法
邓小平曾多次庄严地声明，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的统一，这首先是一个民族统一问题，是全民族一个半世纪的共同的感情和愿望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战略利益问题。并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他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义正词严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拿国家的主权做交易，始终把主权利益放在首位。主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坚定不移。
但是如何真正捍卫中国的主权，这还要从实际出发，要有灵活性。对此，邓小平从现实出发，在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利益的原则指导下，以高度的灵活性，把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来解决国家内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共同开发”思想。港、澳的顺利回归及回归后的繁荣和稳定发展表明，“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选择。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发展也表明，“共同开发”既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与此同时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信任。
2、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主张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眼光觉察出，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具特色。邓小平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我国在世界上保持独立地位的政治保障。他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仍抱有明显的分化、演变社会主义的企图。在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和交往中，暗含着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邓小平曾多次提醒我们，要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正在打着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并没有放弃瓦解社会主义的企图。要
顶住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逆流，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针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防止“和平演变”的策略方针。
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在具体处理国家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则主张不应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和好坏。提出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那种固守意识形态的信条的做法，邓小平认为是画地为牢，失去了朋友，孤立了自己。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不仅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改善并发展了关系。同时，也使我国的对外开放真正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既向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这种对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的做法，生动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①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夏建平《邓小平对外战略思想中的国家利益原则》〔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1）
④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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