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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在达成一些共识的同时,在诸如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激进与保守”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哪些人可以称为激进主义者,以下是小编收集关于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篇1
过去讲中国近代史,人们常用的概念是“改良”与“革命”,贬前者褒后者,倒也泾渭分明;后来,“改良”与“革命”的概念渐被“保守”与“激进”代替,其褒其贬也有“待商量”之议。笔者以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些概念的内涵。“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为大家所熟悉,又有具体而实在的对象;“保守”与“激进”的概念,则需要有所解释。从字面看,“保守”的意思是“维持原状,不求改进”;“激进”则指“急进”(见《现代汉语词典》)。但这两个词用在历史、思想文化领域就不能仅取字面上的意思,还应该搞清楚其特定的词源涵义。
在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形成于18世纪末的英国,早期的一位代表者是写《法国革命论》(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一书的伯克(E.Burke1729-1797),伯克在这本书中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认为英国“光荣革命”所体现的,对人身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信仰及言论自由权等)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传统,要比法国大革命用暴力摧毁一切的做法好得多。伯克所倡导的,也是自由主义的一种理念,因而伯克后来又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之一。“激进主义”也出自18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些政治精英分子要求对国会和社会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主张(“激进”一词,在英文里,即Radi鄄cal,与“根本的”一词同),其原则也是秉持强烈的自由主义,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则以极端手段实现根本变革的政治行为,代表了一种激进主义。可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均为近代性质的西方思想,它们都与自由主义有着某种渊源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伯克所倡导的保护传统(主要是“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所肯定的“得自我们祖辈的”自由遗产和有利于维系公民社会的宗教伦理等),并非中世纪那些黑暗的东西,而是西方文化中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东西,是近代化了的东西。
用“保守”与“激进”来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思想派别或人物,情况就大为复杂了。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古代的`东西与近代的东西杂混蜕变,本来就不好清理;思想文化范畴的理念与政治范畴的理念并用于救国斗争,越发显得头绪多多;而评家在使用上述两个词的时候往往只取其字面意思来说事,则更是歧异纷纷。譬如,就字面意思而言,“求新”与“守旧”和“渐进”与“急进”,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是可以交叉于同一对象的。思想上的求新者,政治上却主渐进,像梁启超;文化上的守旧者,政治上却主急进,像章太炎,这一点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激进”一词,除了“急进”,还有“根本的”之意作注脚,说事时不至于弄得太拧;“保守”一词,送给不同的人和事,就相差得远了。倭仁以理学反西学的所谓“保守”,与胡适以自由主义反“俄式革命”的所谓“保守”之间,其距何止万里!鉴于此,评家在用“激进”与“保守”,进而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这对概念说中国事的时候,自己先应该把它们的字面意思与词源涵义都搞清楚,再把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研究明白,才不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篇2
上世纪后期,我国学术界有过几次对保守主义(同时也捎带着激进主义)的讨论,一次缘于思考所谓新儒家的观点;一次则是从介绍自由主义而引发。新儒家学派主张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现代价值,不应该加以否定,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就是激进主义。显然,这种文化观点,与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的核心思想———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不大容易找得到的,因为这是属于近代性质的东西。当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继承,但它也需要现代化;至于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家长制那些东西,是绝不可能“万岁,万万岁”的。后来,一些介绍自由主义的学者讲清楚了保守主义的词源涵义;但对激进主义的用法,人们还是不大讲究学理:说孙中山等革命派是激进主义,言之尚属有据;说“俄式革命”也是激进主义,就又是只取其形式,而忽略了事物的性质。须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要彻底撕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博爱的“遮羞布”,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与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另一套政治学说体系。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较为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应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先驱,梁是自由民权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传播者;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也曾一度鼓吹革命。1903年底考察美国归来,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后来又成为立宪派领袖),并终身反对革命。对此,时人和后人都用梁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句话批评他:“流质易变。”这其实不太公允。对自由民权的追求,梁启超是始终如一的;其反对革命的观点,后来也没有变过,又如何说他“易变”呢?还在梁启超鼓吹革命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释革》(1902年12月14日,《新民丛报》),篇首即说:“‘革’也者,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1832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1789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梁告诉读者,“革命”一词,始见于中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革殷受命”,皆为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之意的。他指出,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而Revo又不一定非要易姓。如19世纪是欧洲的Revo时代,除法国外,王统依然;更征诸日本,天皇今仍安富尊容,但社会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后来梁启超实地考察了美国社会及其民主政治的运作,并将中国社会与民众的现实情状作了比较。其时,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J.K.Bluntschli)等人的国家学说在日本颇为流行,对梁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终于选定以渐进的方式改造中国之路。梁与革命派辩论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开明专制论》(1906年1月25日至3月25日,《新民丛报》),梁在文章中说得很明白,他能容忍的仅为“开明专制”而非“野蛮专制”。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国家也。”此代表野蛮专制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曰:“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则代表开明专制之精神者也。而后者能够为了国家利益顺应世界潮流,逐步实现社会的革新。梁启超对中国社会历史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2月14日,《新民丛报》)一文中,他指出:西方近代的革命“大率在中等社会”,其以切身经济利益为枢纽决定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目标,结果是得自由民权。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则“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这种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往往群雄并起,全国糜烂,且伴有外族势力入侵,结果却仍得专制。因此,他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来育成中等社会,从而奠定“泰西文明革命”的基础。
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篇3
梁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却形成不了主流思想。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变革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以救国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其自始就带有急促的特点。面对亡国、瓜分的严重威胁,人们恨不得在一天早上就扭转民族的厄运,使国家由弱变强,因而以为只有最彻底最全面最快速的变革才是最好的,用康有为“上书”时的话即“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实行“全变”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接着庚子动乱,辛丑条约,使民族灾难进一步加剧。尽管后来清政府的维新政策不亚于戊戌年代,甚至宣布预备立宪,可是它已经失去了民心。而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民主派把救国的希望寄于革命,则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皇帝。继之军阀们勾结列强又起祸害,内乱外患愈甚。恰在此时,邻国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激进民主派中的许多人终于踏上了“以俄为师”之路。尽管马列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中国年轻的革命者相信: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真正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必然到来。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潮流,其轨迹大致如此。当年梁启超认为改造中国首在“新民”——欲建设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尚处于愚昧、奴性的民众转变成懂得自身权利与国民义务的新人;而“治愚”首在“疗贫”——欲使民众摆脱愚昧、奴性,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梁的学生张东荪更直言说先应“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所以需要切实地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为此,即使国家经历一个阶段的“开明专制”也属必要。可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搅乱了人们的心态,危机感使得那些热血志士投身“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相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有革命政府制定的最彻底的纲领,才能够“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可以看出,在西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源泉是自由主义;而在中国,它们二者的共同点更多的表现为求发展求富强。
今天,时代已经变迁了,但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回顾百年,翻检思想,有人觉得我们现在的不少感悟,竟是梁启超早已说过的东西;更有人发出了“告别革命”的议论。笔者以为,此议的着眼点似在今日而非昔日。如果要对历史进行“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指点,则不可以脱离当时时代与社会的实际环境,也不能只研究历史的后果,不认或否认种种复杂的前因,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评价接近客观与公允;如果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则笔者敢言:邓公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与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已经成为国人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对我们民族之宝贵,如何评价亦不过分。
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篇4
最能凸显社会生活的就是属于社会意识层面的社会思潮,它不仅能够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更能够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后,我国先后涌现出各种社会思潮,这对我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入21 世纪之后,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更是引起了我们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作为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思想潮流,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更是世界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分支。
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内涵
作为人类历史迈入现代化阶段后的一种现象,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很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它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19 世纪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文化侵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活跃起来,如日本、泰国、印度都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反对现代化带来的人的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然而,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仍旧面临一个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
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是指保护一国文化或不受国家疆界划定的共享文化之遗产,而其他种类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指某一特定语言的文化( 如阿拉伯语) 。共享文化可分为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在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可能隐含在文化战争中采取保守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即使在面临社会的巨大变革时,也坚守传统思想方式,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都相信传统价值与传统政治,并往往有迫切的民族主义感。
文化保守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不同,尽管两者在部分议题上重叠。社会保守主义者认为政府应鼓励或强力执行他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或行为,并希望透过民法或法规,保护传统道德与社会习俗。
二、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今中国的主要特征
( 一) 采取保守主义立场
当代世界主要由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构成,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能够对全球化冲击进行有效应对,并实现民族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要理解和认识中国,就必须从中国历史出发,即其内在性和一贯性,从而找到一种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众所周知,“以夷为师”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中西文化之间客观上存在的时代差异决定了西方近现代化更应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也更能显示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曾占有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即使它任何时候都没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通过比较双方文化保守主义的直接理论可知,西化派无疑更具备广泛的影响力,但这种状况在20 世纪90年代发生了相当大程度的变化。一方面是几乎无人再公开扬言要走全盘西化之路; 另一方面,许多专家学者积极维护自己的保守主义在文化中的地位,使“文化激进主义”受到激烈批评,许多学者要求重新反思中国文化,特别是主张要反思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 二) 倡导恢复儒学地位
很多在马列主义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人,自发起来重新以孔家的现代传人自命。他们当中既有人以国外的报刊为媒介商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也有人在中国大陆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家的旗帜”,更有甚者以港台新儒家的“门墙”自诩,并自觉回应内地学术界对港台新儒家的批判。
中国大陆新儒家康晓光最先提出“重建儒教”这一号召,他在《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首次提及“复兴儒教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根本”。康晓光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儒教是作为国教的全民性宗教,而政教合一更是根深蒂固于中华民族的国土之中。
( 三) 否定中国革命
反思中国近现代史、否定中国革命,是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鲜明特征。方克立先生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对包括20 世纪80 年代“文化热”以及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近代思想史中出现的一切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不仅如此,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还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反思,否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革命性斗争,并将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革命共同归结为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并认为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反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的革命都是错误的,“改良”和君主立宪本是中国发展的必由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们把20 个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全部视为是“反文化”的,甚至全面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三、对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评价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一种具有独特意蕴的社会思潮,它作为思想领域的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并非新生事物,而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以来一个经久不衰的分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今中国都有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所以,区分并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产生的思想理论渊源、国际国内背景、内在涵义及影响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从来都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守主义思潮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统治阶级支持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张,力争把专制权作为其政治体系的核心,从而严格划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革的可行范畴及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三者即可看作是封建传统力量抵制社会全盘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当然,这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因为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历史发展来看,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首先,我们从事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不可能摆脱传统文化。因而认可传统文化在当今的现实存在性是恰当的做法,这也是我们建设现代文化的基本内容。其次,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理论创新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同时代不仅有着不同的时代精神,还有着不同的时代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就构成了理论发展的动力。同时,更是由于这些时代问题才进而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如果我们固守传统而不知因时革新,才是对社会历史的不负责任,也必然会被历史淘汰。再次,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文化精神的继承,而不是对具体知识和理论的继承。换句话说,贯穿文化发展包括理论发展的内在精髓就是文化精神。因此,正是由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是传统儒学精神在近代史上的变革与延伸,才能使我们从中领悟到发现和继承文化精神的重要性。
( 一)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对社会都有“正迁移”和“负迁移”的影响,故而需要我们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同派别和思想进行区别,不仅要肯定和弘扬其积极作用,更要警惕和批判其负面影响。我们应当看到,包容性和流派的复杂性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最显著的特点,其主要方面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也具有积极作用。
如果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旗帜指导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将有利于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我国理论界一个很活跃的话题,如何中国化却是一个大课题。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传统文化不仅有着独特见解,它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在不断地平等交流,在交流中探索文化共识,从而能更为深刻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从而达到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构建有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文化、新理论,为创建更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必要的文化理论,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理论平台。
中国在成功进行改革开放后,历经了各种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传统的主流价值体系的影响力被流行的大众文化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大大削弱。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个人利益问题凸显,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而从实质内容上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道德和人伦之上的文化,着重针对的是人类素质、道德水准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文化保守主义所掀起的国学发展热潮,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及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二)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
在对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积极意义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认清它存在的理论缺陷。文化保守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它对传统总是怀有深深的眷恋,它虽然也希望社会进步,但仅仅希望的是物质方面的进步,而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开放是非常有限,从而对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还存在认识上的缺陷。这是因为,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体现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伦理方面,既要不完全抛弃传统,又要继承和弘扬传统。事实上文化保守主义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但它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传统与现代彼此之间的扬弃,科技与人类智慧的共同进步,都只能在整个社会体系的变革与创新中才能实现。所以,我们不仅应该充分认识并汲取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有益成分,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需要鉴戒其不良的社会影响。
费孝通先生曾说过: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也正处在一个不断变迁、融合和更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应该尊重传统形式的文化,也应该学会接受新的文化形式,使人类的各种文化共生共荣,让世界各民族真正成为一个国际大家庭,这才应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篇5
《中国近代史》由近代的史学大师蒋廷黻编写。这本书对我来说虽然有些晦涩难懂,但它就像一帧帧黑白影像,在我眼前徐徐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十九世纪所经历的一段特殊的历史。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有些片段让我觉得屈辱,有些让我觉得失望,还有些让我觉得应该有所反思。
十九世纪以前,中国没有邦交。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让国人一直沉浸在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世界里。当西方国家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国人却在鸦片的烟雾里沉醉。当西方的大船满载着武器大炮轰开国门时,清政府却指望通过签署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来换得暂时的和平。赔款、割地、开放口岸……清政府自以为是的外交成功,就像一道道狰狞的刀疤,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脊背上,满目疮痍。
鸦片战争的失败,终于让国人懂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恭亲王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始推行内外合作以求自强的洋务运动。他们新建学堂,创建水师,挑选学生赴美留学,发展工业和轻工业。虽然推动中国向现代化走了几步,然而西太后的专政加上原就腐败的大清王朝体制,前进之路仍困难重重。接着戊戌六君子推行变法运动,提倡从上至下的政治改革--废八股文和调整行政机构。而后,太后直接囚禁光绪帝,杀死谭嗣同、杨锐等人,迫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国外。短短的一百天,戊戌变法失败了。
清王朝灭亡后,中国又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国民党政府上台执政,但是国民党的`军阀割据却长达15年之久,然后是北伐和抗日战争。整本书的讲述到此戛然而止。可是,最终为什么国民党没有建立新中国,而由共产党建立呢?我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在和妈妈的讨论中,我终于明白:原来国民党是在特权阶级的支持下才得以建立;而共产党是革命军,他的基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共产党正好做到了这一点。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共产党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读完整本书,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我们在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茁壮成长。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我们肩负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祖国未来的历史需要我们来谱写,我们必将用尽全力,不负众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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