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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风险反思呼唤公民社会建设
现代性风险反思呼唤公民社会建设郭巍青，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一方面它是机会，无数人从现代化进程中创造和积聚了财富，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和生活享受．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风险，在现代性的晚期即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一个近在眼前而又触目惊心的例子是，太多的人在太多的地方从事太多类型的金融活动和投资，其复杂性无从协调，结果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家庭财政、公司财政乃至国家财政，可以在一夜之间崩溃。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抓住机遇，大干快上，充分利用了现代性的机会面。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走到一个拐点上，越来越多地看到了现代性的风险面。风险意味着安全保障的丧失，意味着危险的频率、烈度与后果无从预计，尤其意味着各种人为因素的阴差阳错的聚合，瞬间可能酿成灾难。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无数的事例，涉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高层住宅防火安全、垃圾处理安全、燃油以及有害物体的生产、储存、运输安全等，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似乎都越来越印证了吉登斯的观点，即风险是晚期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了吉登斯之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等人，干脆就把当代社会定义为“风险社会”。以风险论述作为支点，他们还共同地对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的作用重新进行反思。我们要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的发展，显然有必要了解这些反思，更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反思。
风险景象
在高度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面对的风险与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所面对的风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吉登斯的观点，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来描绘新的风险景象。
1．风险强度。一旦发生核灾难或者环境灾难之类，其破坏性将是空前的。讽刺在于，正是由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以及其相互作用链条覆盖全球，使得风险强度无限升高。
2．风险概率。这指的是突发事件不断增长，其深层原因依然是全球扩展的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在遥远的地方，经过复杂的劳动分工链条而生产销售的奶制品，其安全性出问题的几率明显增大。
3．“人为环境”的风险。我们今天面对的风险不再是“纯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而是人类知识和技术广泛渗入和改变自然环境的后果。例如，各种污染。
4．制度环境的风险。许多制度越来越广泛地影响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机会。例如，投资市场。
5．风险意识本身作为风险。吉登斯的意思是说，传统社会中，宗教和巫术扮演了风险承担者的角色，并承诺帮助具体的个人转移或者摆脱最终的风险。而在高度现代化的当代，由于“上帝死了”，个体便要独立面对风险，他在个体意识中知道，不再有一种制度性的力量帮助他转移风险。
6．风险意识均匀分布。这指的是，由于教育和大众传播，公众日益了解并且知晓共同面对的风险。例如，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因此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正在面对来自空气、土壤、水等的威胁。
7．意识到专业局限性。意思是说，知识生产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家越来越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也越来越谨慎地恪守专业界限。其结果是没有全知全能的专家，也就是没有最终的“安全保障者”。而非专业的社会公众也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以上七项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前面四项是结构类，后面三项是意识类。前者揭示了风险的客观分配机制；后者则说明了对于风险的主观认知状态。风险的存在是有客观条件的，但另一方面，知道风险和不知道风险，人的行为选择会完全不一样。所以，风险预期、风险经验、风险认知等本身，是风险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能力的局限
对于风险景象的这些描述，它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风险分配”，一个是“知识鸿沟”。
风险分配的概念告诉我们，社会分配过程绝不仅仅是在分配利益，它同时也在分配风险。从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和都市化进程来看，在资源和利益向城市集中的同时，污染的风险、疾病的风险更多地分配给了农村和农民。当农民工从工厂工作中分配到一份工资时，长途跋涉、家庭分离、工伤意外等风险也同时分配给他。
风险分配概念帮助我们突破单纯经济学的视野，在利益分配之外，增加一个看问题的维度。风险分配与利益分配并不是完全一致和对等的。在有些条件下，尽管利益分配不平等，风险分配却可能是平等的。例如在一个城市中生活，富人和穷人都呼吸同样受污染的空气。如果发生严重的核泄漏，在特定范围内谁也逃不掉，这叫“污染不问贫富”，“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但是另一方面，富人有条件获得好的医疗待遇，而穷人会因穷致病、因病致穷。这时候，不仅风险分配是不平等的，它同时还加大、加深或者加固利益分配的不平等。
此外，“知识鸿沟”概念则揭示了知识对于风险的局限性。用另一位德国学者汉斯·约纳斯的话来说，在复杂社会条件下，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无法预测技术带来的后果。所谓知识的鸿沟，就是“预测的知识”落后于“技术的知识”，“预知的力量”落后于“行动的力量”。要理解这一点，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必须注意，按照知识鸿沟的解释，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缺乏道德和缺乏监管，而且是因为知识的局限。任何一种监管都会导致系统复杂性增加，也就是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再次拉大知识鸿沟。
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其涵义具有相当大的激进性和颠覆性。它使我们意识到，国家和政府不仅要对利益分配进行管理，还要对风险分配进行管理，否则谈不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然而，如果的确存在知识的鸿沟，那么，管理者的能力就极其令人担忧。例如，尽管建立了庞大的监管系统，颁布了无数法令，但是不少专家仍然或明或暗地表示，要完全控制食品生产的全部链条，控制有害物质的进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又例如，在去年的上海大火悲剧中，直接原因之一是使用了无证电焊工。然而要确保全部建筑工地上全部使用有证电焊工，需要改革的环节之多令人望而却步。真正的悲剧在于，复杂的系统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将致命风险一环接一环地分配到那座极其不幸的高楼住户身上，人们无比悲痛，但是仍然不知道下一次悲剧会在哪里发生。
公民社会建设的意义
照此说来，风险成为宿命，有改变的希望吗？在规范层面上，这是一个极其难解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行动的方向，增大现代性的机会面，控制它的风险面。在行动方向问题上，幸运在于，即便最悲观、最激进的学者，也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必须在国家管理系统、专家知识系统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重新构建新型的良性互动关系。
风险论述必然指向公民社会建设，基本理由在于，每一个普通的个体，是风险的承受者。一个好的制度，因此要承认和尊重每个个体的风险感知和风险经验，要将其视为知识的来源和行动的资源，要充分开放决策系统，让风险承受者能够参与整个社会的风险控制决策。仍以上海大火为案例。普通居民之前对于风险迹象的感知，必须进入未来的风险控制的知识库。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情感共鸣，必须成为未来风险控制行动的力量源泉。遇难家庭的刻骨铭心的悲痛，必须成为全民的集体的风险记忆，让警钟长鸣。
换言之，需要有三种改变。第一是决策系统的改变。重大项目决策，制度改革决策，不仅要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而且要有“风险相关者”参与。决策一定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谁向谁分配风险？谁为谁承担风险？第二是知识系统的改变。如果人人都觉得是灰霾天气，而测试指标却说是“优良天气”，这种日常荒谬难道不应该改变吗？专家知识系统要容纳个人体验和社会经验，使科学本身民主化。第三是社会系统的改变。就是说，要有充分发育的公民组织、公民表达和公民讨论。仅仅靠物质利益无法建立幸福感。通过公民社会和公民行动，建设公平正义、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塑造积极进取、敢于担当的风险意识，是走出风险社会困境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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