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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体制上推进社会建设
从社会体制上推进社会建设秦德君
内容摘要 体制问题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关注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合理问题，它从本原上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没有社会体制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只有在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总体性演进路径中，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而这一切，以对社会体制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为前提。，社会体制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体。厘清社会体制的构成、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等基本问题，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体制建设的基础。从社会体制上推进社会建设步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社会建设路径 社会体制构成 社会管理性态比较
作者 秦德君，复旦大学教授、博士后。（上海：200030）
中国社会建设的总体路径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建设”，而只有“国家建设”。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们确立了“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四大建设框架，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概念之一。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主要是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演进路径。小康社会建设具有经济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们的“体面”生活：法治社会建设具有政治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社会制度结构的合理化，即通过制度安排建立起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人文性特征，价值核心在于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_三种社会建设目标下的集体行动，对于中国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公民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l.“小康社会”之经济性目标。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概念。“大同”、“小康”是中国古代儒家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理想，见于《礼记·礼运》。“小康”社会的理想和憧憬，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影响极为深远。宋元以降，“小康”社会成为许多思想家和变法者们的精神蓝图和奋斗目标；“大同”世界则更成为一些知识分子，如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之社会理想的精神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小康社会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社会建设目标。小康社会之集体目标的确立，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最早提出“小康社会”这一概念的，是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朋友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一概念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1]后来邓小平多次论及“小康”，分别提出过“小康之家”、“小康状态”、“小康的国家”、“小康水平”、“小康生活”及“小康社会”等概念。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内容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小康社会”目标的择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党所接受，写进了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2002年十六大进一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奋斗目标。
2．“法治社会”之政治性目标。如果说，小康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加快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话，那么法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下，整体提升全社会的法治水准和素养。法治社会之集体价值的确立，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虽然改革开放后，推进法治建设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但正式确立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一治国方略的确立，拉开了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序幕，开启了中国走向伟大法治时代的步伐。
3．“和谐社会”之人文性目标。和谐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正面提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综合化的人文性概念，核心任务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综合目标。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建设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高增长积累的社会矛盾开始呈现规模效应，中国社会进入“社会矛盾集中反映期”，诸多方面出现了“两元结构”——社会群体上的两元，高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形成巨大落差效应：社会发展区域上的两元，东西部差距拉大；社会结构上的两元，城乡两元结构加剧。“不和谐”成为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确立“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使中国社会建设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尽管小康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之间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序列概念，但是它们大体上是一个“经济一政治一社会”的深化和递进过程，反映了社会建设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到社会发展，再到人的发展的必然进程和历史逻辑。
社会体制：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体制、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社会体制的完善是社会建设的关键和要害所在。没有社会体制的完善和推进，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
只有在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总体性演进路径中，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体制层面上推进社会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社会体制”这一概念，比较权威的文本提法，出自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继续论述了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等问题。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第一次把“社会体制”问题单列出来，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破解社会体制改革难题。
中央提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一重要问题后，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但无论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在理论研究领域，对“社会体制”问题的理解，都存在随意性和认知偏差。在我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有着相对确定的、规范的社会含义，然而“社会体制”一直缺乏公认的约定俗成的确定内容，至今未有一个相对确定、相对准确的含义。例如，在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没有“社会体制”的条目；而在“社会管理”条目中，亦无任何涉及社会体制方面的阐述。在众多学者关于社会建设问题的大量论著中，大部分将“社会体制”等同于“社会管理”，或语焉不详，基本没有对社会体制的内容、本质、特征等基本问题作正面的分析研究。由于回避或忽视对“社会体制”这一“本体性问题”的正面研讨，因此尽管社会体制是整个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概念和关键所在，但直至今日，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体制、社会体制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领域，都还是含混不清的。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要解决关键的“体制性”瓶颈。社会建设的体制性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和在推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凸现的。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合理问题，它从本原上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治本性的。不解决社会体制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从而有效地从整体上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因此，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上谋篇布局，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这一切，以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体制为基本前提。认识不正确，把握不准确，就不可能很好地确定社会建设之重心所在，就很难真正有效地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步伐。
社会体制的构成分析
社会体制建设要解决的是社会建设中的体制性问题，而社会体制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体。在“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这一框架中，所谓“社会”，主要指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包括社区、第三部门等“公共领域”在内的社会空间。这是今天我们在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建设时，“社会”所包含的基本含义。
必须厘清的问题是，什么是“体制”？进而什么是“社会体制”？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体制”一般指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或组织制度。美国政治学家在解释“社会结构或分层体制”时认为：“在判断哪些人组成团体和互相分离时（如阶级、宗教或种族地位）所依据的标准，以及回答这些分层是会重叠还是互相分离的问题”，就是所谓社会结构或分层体制。[2]我国《法学词典（增订版）》对“体制”的权威解释是：“体制是有关组织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3]
那么，什么是“社会体制”？“社会体制”包含了哪些方面和哪些内容？由于社会体制问题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在理论典籍和实际领域中，尚无公认的定义。根据社会实际和社会学规范，我们认为，准确厘定“社会体制”，应从“横”、“纵”两个方面人手。“横”的方面，即在同一水平面上，在“相对”意义上，通过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比较，来把握其主要内容和空间方位：“纵”的方面，即在竖向递进中，在“绝对”意义上，通过社会一体制一社会体制一社会建设的次序递进，来把握其阶段流程。由此，所谓“社会体制”，是指社会领域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构和样式，即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内反映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职能，体现中央、地方各层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从事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机制与制度的结构和样式。
社会体制的本质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相对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中心概念之一。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看作是各个行动者相互作用的体系，主张从静态和过程进行研究。社会体制受基本经济制度、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模式的决定和制约。它是基本社会制度的具体体现．是基本社会制度的“操作层次”。
再进一步，“社会体制”包含的具体构成有哪些？根据世界各国经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经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实践，我们认为，一个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体制”，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构成类别：
1．社会运行体制。社会运行是社会作为有机体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它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级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社会体制是一个社会作为有机体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结构样式。按照世界各国经验和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有关分类，社会运行体制主要包括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国民教育体制等，广义的社会运行体制还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社区运行体制、社会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
2．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组织是人们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有一定结构形式的群体，它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现代社会中，人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各种需要，大部分是通过社会组织来满足的。社会组织体制既包括不同社会组织的体制即它们的结构方式，也包括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体制。就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来说，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和一定共同目标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一般具有“类型化”体制特征，以适应特定的“次级社会群体”目标。就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体制来说，有两种基本的体制类型，即“家长制管理体制”和“官僚制管理体制”。前者产生于生产分工不发达、生产规模狭小的手工工具时代：后者产生于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化大生产时代。
3．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作为社会体制的一个基本构成，社会保障体制一般包括社会保险体制、社会救助体制和社会福利体制。在中国，它还包括优抚安置体制。社会保险是对未来风险的预防，社会救助是对现实贫困的救济，社会福利则提供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而优抚安置是对包括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复员退伍军人、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现役军人家属的救济保障。
4．社区构成体制。社区不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而是基于共同生活和相同价值、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共同体。社区构成是一定社会群体或共同体的性质、特征和形态。在现代社会，社区构成体制成为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区构成体制的考察，有不同的视角和分类，但是最重要的是看它的运行架构是“行政性”的还是“非行政性”的，即考察其是“行政性社区”属性还是“自主性社区”属性。前者维系社区存在的是行政力量；后者维系社区存在的是人们共同的价值和向心力。
5．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是政府和一定的社会团体-以一定的目标要求为依循，对社会系统和社会生活进行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的作业过程。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和一定的社会团体输出“管理”的制度结构和样式。从类别上说，社会管理相对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这些内容。在政府规制和监管中，“社会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构成上考察，“社会管理体制”包括社会政策体制、社会控制体制和社会服务体制。而社会管理体制从属于社会体制，是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管理体制”仅仅视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体制，是十分片面的。
事实上，“社会体制”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逻辑的整体序列。而社会体制建设既是社会建设的一个“子项”，又与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等构成一个“体制序列”。社会体制在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比较中，才有独立的、确定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社会体制又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整体体制序列。
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性态”比较
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突出问题，一是社会体制建设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实际运作中被“挤兑”、被“弱化”十分普遍；二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社会领域发育心存疑虑，导致社会资本开发利用不足，社会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薄弱，社会运行的行政成本日益增大：三是将社会体制建设简单等同于“社会管理”，以“社会管理”代替社会体制建设，对于社会体制建设的构成、内容、方式、属性、方法、要求和现实方位等，以及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领域，需要配备、提供哪些社会框架支撑等，缺乏清晰和准确的总体性把握。
将社会体制和社会管理混为一谈，不仅造成理论上的含糊不清，更主要的是造成实际工作中的诸多偏差和误区，引发无视社会体制内在规律，忽视社会体制本身所要求的管理特征，简单地以社会管理“淹没”社会体制变革要求的种种做法。由此，在准确把握社会体制内涵的基础上，重视社会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是推进社会建设的基本手段。
推进社会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必须对“社会体制”和“社会管理”有明确、科学、规范的甄别、认识和把握。在较为传统的概念中，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社会政策、社会预测、社会计划、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整等。《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社会管理”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等七个方面内容。
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虽有内在联系，但也是有着重大区别的不同领域。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主要区别，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从性质看，社会管理是政府和社会团体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组成部分和社会生活领域及其发展过程，进行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的“主观行为”及其过程。社会体制则是社会领域或一定社会空间中的一种“客观结构”。这种结构，是社会体制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持久而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
二是从特点看，社会管理相对于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文化管理等类别，它是公共管理的一个“品种”。而社会体制则相对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政府体制）、文化体制等类别，它是一种“社会样式”，是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体式”。
三是从内容看，社会管理是包括了社会调控、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等在内的“管理系统”。在层级上，它表现为社会宏观管理、社会微观管理（基层管理）。社会体制则是包括了诸多其他“体制子系统”在内的“结构体系”。
四是从形态看，社会管理具有“行为性”和“动态性”：社会体制则具有“结构性”和“静态性”。
五是从主客体看，社会管理具有自身主客体。其主体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其性质具有“行政性”，其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它作用的客体和方向是社会。而社会体制不存在主客体。它主要是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模式，并具有多元性。
社会体制创新的空间方位
社会体制建设和创新的空间方位，首先来自于经济一政治一文化一社会“四大建设”的总体框架；其次来自于社会体制建设与相关体制建设的平行关系；再次来自于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演进的历史逻辑。
由此，社会体制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与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构成一个整体。这是我国当前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总体特征。在这一总框架中社会体制所占的战略位置，就是今天社会体制建设的空间方位。
社会体制建设和创新的这一战略地位和空间位置，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其一，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构成一个共同体，它们具有“平行”相关性，不能简单割裂。社会体制问题必须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一并考虑，进行同一层面的比较、研判和协同推进。其二，社会体制创新要在小康社会-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演进的逻辑关系中进行深层次把握，因为体制创新是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手段。其三．“社会管理”不能代替“社会体制”，必须看到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准确地把握社会体制问题的特殊性。其四，社会体制建设是包括社会运行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区构成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创新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社会体制建设虽应“突出重点”，但不能“不及其余”，必须有整体的、联系的和系统的观念和方法论。
毫无疑问，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概念之一．而社会体制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只有在小康社会一法治社会一和谐社会的总体性演进路径中，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厘清社会体制的构成、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等基本问题，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体制改革上真正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突破体制瓶颈制约，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在已经到来的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和发展。
[本文为2009年度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公开招标）“上海加强社会体制建设的思路与对策研究”(2009-A-05)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2]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2.
[3]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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