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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帝国》理论思维路径及哲学批判
从非物质劳动到帝国再到大众——浅析《帝国》理论思维路径及哲学批判陈琼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迈入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类的劳动形式正面临着革命性变化。安东尼·奈格里和迈克·哈特在两人的舍著一《帝国》一书中指出:新时代下的非物质劳动取代工业劳动占据霸权式地位。非物质劳动具有非物质性、抽象性、超时空性和生产主体性等特征,区别于传统劳动,开拓了劳动领域,延伸了人类交往范围,导致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活方式等都发生巨大变革,引领了一个帝国的降临。帝国对人的统治无处不在,而只有帝国中的大众才能成为反抗帝国的坚实力量。《帝国》一书见解独特,其创造性思维以及谨慎求证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关键词:非物质劳动;帝国;大众;哲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B8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 - 8520( 2012) 06 - 0012 - 05
在新左派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奈格里和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哈特,是两位非常突出的人物。2000年,两人合著出版的《帝国》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该书对全球化时代下社会劳动的变化以及全球权力结构运动有着独到的见解,对当前帝国统治提出了新的出路。斯拉沃热·齐泽克评价《帝国》为“一本旨在为21世纪重写《共产党宣言》的书”。在此,本文以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为主线,试图展开他们的理论思维路径,分析其内在意蕴以及作简要的评析。
一、非物质劳动霸权: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的新变化
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已然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它深入到了全世界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深入到了每个领域的最深处,这其中就包括劳动领域。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发生了改变,原本处于从属地位的非物质劳动已然占据了统治地位。
Immaterial labor被译为非物质劳动,该词最早是由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提出的。在他撰写的《非物质劳动》中作过如下的定义:非物质劳动是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他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产生的一次大变革,使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深层次的变革表现为生产劳动以及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
真正使“非物质劳动”一词为世人所关注的是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该书沿用了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赋予新的内容,将涉及生产缺失物质的和耐用物品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1]337 -338。该定义主要是强调劳动结果呈现非物质形态,例如服务的劳动结果并不是有形的,而是不可直接触摸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劳动的新特点。
在对非物质劳动做出定义后,他们又将非物质劳动分为三类:第一,近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第二,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第三,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很显然,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包含了服务劳动、知识劳动、信息控制劳动等各种劳动的某些方面。之所以用新的概念来概括,是因为“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等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然而,非物质劳动概念似乎也不能完全确切地表达哈特和奈格里的思想,“也许更好的方法是将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命政治的劳动(biopolitical labor)’,也就是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和社会本身的劳动。由此‘生命政治’这个术语表明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们认为生命政治劳动在概念上更能准确表达他们的思想,但是考虑到用生命政治劳动概念会额外地产生其他概念上的复杂性,不易为读者所理解。因此,虽然非物质劳动概念不甚准确,但是易于入门掌握并更好地把握劳动转化的趋势,所以,他们最后还是选择用非物质劳动概念。
总之,非物质劳动仅仅指生产出的是非物质形态产品的劳动,它生产的大多是知识、信息、人际交往和情感沟通等产品。具有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非物质性。非物质劳动产品不是物化为具体的具有物质形态的产品中,而是物化为非物质形态的产品。例如,迎宾人员的微笑服务,为客人创造温馨舒适的氛围,但是这种劳动并不存在于任何具体的物质产品之中。
第二,抽象性。随着计算机以及自动化生产的普及,具体劳动的不同正在减少,工人们正不断地远离其工作目标。可以说如今的裁剪劳动和纺织劳动在不抽象为人类劳动的情况下,可以归为同一的计算机控制符号和信息。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计算机已经成为万能工具或核心工具,通过生产的计算化,劳动向着抽象劳动发展,正逐步地趋向均质性。
第三,超时空性。传统的劳动几乎都限制在一定的场所内进行,例如工厂。然而,非物质劳动则不再有具体的地域的限制,远程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支持了劳动地点的拓展。现在人们不仅能在办公室办公,甚至在家也可以从事非物质劳动。(哲学理论论文 www.fwsir.com)传统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存在明显的区分,如今非物质劳动越来越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线。
第四,生产主体性。非物质劳动除了创造非物质产品之外,它还是创造人际关系和社会本身的劳动,也就是说它能够生产主体性。非物质劳动需要广泛的社会互动和合作,促进了社会交往。交往没有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兴起而被削弱,反而发展到人类互动的复杂水平上。
哈特和奈格里考察了自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中呈现的三种独特的经济范式,每一个范式都存在一个主导的劳动形式:第一个范式中农业生产是主体,第二个范式是以工业生产为主体,而第三个范式,也就是目前时代所处的范式是以提供服务和生产信息为核心。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劳动方式并存,但总是有一种劳动方式占据统治或霸权地位。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非物质劳动三者先后分别在自中世纪以来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占据霸权地位。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工业劳动的发展,特别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传统大型工业生产劳动的霸权统治地位正在受到威胁,新的劳动——非物质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非物质劳动方式取代工业劳动方式的霸权地位,成为社会劳动生产的核心。
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主要是在于非物质劳动方式在质量方面占据优势。哈特和奈格里强调数量优势并不是判断是否占据霸权地位的唯一指标:“量化指标既不能扣住从一个范式转向另一个的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也不能表明各种范式背景下经济部门间的层次的划分。”非物质劳动占据霸权地位,并不是指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都从事非物质劳动,而是指非物质劳动虽然只占世界劳动的一小部分,但是仍能够对其他劳动方式施加转化的力量。非物质劳动的方式正在改变着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本来面目,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决定着其他劳动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
非物质劳动不仅仅是改变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不久的将来,它将改变整个世界。
二、帝国:全球化时代下全球统治的新形式
《帝国》序言中提到,旧殖民主义体系崩溃以及苏联解体等因素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资本的逻辑向全球蔓延开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力量正在衰落,不能像前全球化时代那样有限地控制社会生产以及交换等环节。虽然民族国家的主权衰落,但不等同于社会生产和交换处于无统治状态,只是说统治换了个崭新的形式——帝国,即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有机体构成统一整合的统治形式。
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已经不能解释今天的现实状况。传统的帝国主义不能维系下去甚至消亡,然而帝国却依然完好无损地存在着,“通往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衰落之时”。帝国成为全球化时代下维持全球资本及自由主义体制以及保证全球秩序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帝国也许还未完全实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正在出现的权力形式,具备了现实存在的必要性,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即帝国是全球化时代下政治统治的最高权力。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集中论述了他的帝国主义理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出发作出的论断,而且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末期阶段,是垂死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甚至预言,再过几个月社会主义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然而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取得全世界的胜利,资本主义仍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全球自由贸易增长、世界性的金融网络等全球性组织势力范围扩大,列宁概括的帝国主义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政治主体有效地控制全球交往,成为新世界的最高权力。
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非区域化的性质。帝国与帝国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差异:第一,帝国主义是建立在固定的疆界和界限的基础之上的,而帝国则无疆界,是开放的、流动的,帝国不断加强对世界的统合。“帝国的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美国限定。”第二,帝国主义权力中心在欧洲,与之相比,帝国则没有特定的权力中心,统治无处不在,“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第三,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民族国家色彩,而在帝国中,民族国家色彩淡化,而是混合在帝国之中。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消失了、不重要了,而是指帝国包含了民族国家而又超越了民族国家,帝国的主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非国家力量、国际机构和超国家的经济组织等其他一系列的力量等混合的结构之上。总之,旧帝国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具有固定的疆界和界限,而新帝国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运用三种专制手段来运作权力:热核武器、金钱和无线电。首先,热核武器的绝对毁灭能力限定了大多数国家对战争和和平的决定权。其次,帝国通过全球流通的金钱掌控着生产、价值标准以及财富分配等。最后,无线电通讯不仅仅成为确立生产关系的中心要素,而且转化为生产力,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帝国通过无线电通讯成功地使全球社会服从于其统治。这三种手段基本上被美国所控制。通常认为美国取代欧洲成为新帝国主义,而哈特和奈格里却有不一样的看法。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但是美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统治。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成为帝国主义,而帝国统治则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新主权形式主要是由美国政府为先导与其他支配性的民族国家、非国家力量、国际机构、超国家的经济组织等其他一系列的力量形成网状分布结构来进行权力运作。帝国以这种离散的、网状式的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形式来进行全球统治。帝国统治无所不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征服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没有什么能逃过帝国之网。在科技发达、物质财富急剧增加的今天,人类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大的自由,而是被他者支配着的。旧帝国局限于对工厂工人活劳动的剥削,而新帝国则控制世界上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它不仅仅统治全球的疆域与人口,而且也创造了它安置自身的世界;它不仅统治着人类的相互交往,而且直接寻求统治人性。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
帝国的统治形式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渗透到各个层面,甚至直接统治人性最深处。但是帝国的统治却不容易被人察觉,如糖衣炮弹慢慢渗入人的日常生活。对此,哈特和奈格里如此评价:“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国的概念一直用于和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帝国所宣称的和平不过是虚假的幌子,不过是用来掩盖帝国带来的压迫和毁灭。
三、大众:全球化时代下反抗帝国统治的新力量
面对帝国无孔不入的压迫以及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事实,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以下两条道路:要么为全球化歌功颂德,否认帝国的压迫,认为全球化必然带来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要么持消极悲观的态度,认为人们没有能力抵御帝国的强权,主张重回过去以逃避现实或者干脆就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哈特和奈格里思考如何才能获取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理论就蕴含在帝国自身。“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和交流的政治组织……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哈特和奈格里固然看到全球化带来的积极影响,他们更敏锐地看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他们对未来充满积极乐观的精神,辩证地看到压迫和解放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认识不谋而合,即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在寻找资本主义中的革命力量的时候,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外部寻找,恰恰是将资本主义内部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正是因为它能够推进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端以致发展到极致之时就会向反方向发展。帝国与大众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相类似。因此,对于全球化和帝国,人类应该勇敢地面对,学会用全球化、帝国的方式去思考、去行动。
关于什么是大众,两位作者并没有在《帝国》一书中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从其他方面谈到关于大众的问题。
首先,大众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而是涵盖了诸多阶级,即处于帝国剥削下的所有人。在全球化的控制下,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等新阶层都处在帝国剥削的共同的状态下,“农民、穷人、移民等这些曾经作为无产阶级的附属阶层消失了,成为相似的劳动者”。
其次,大众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非物质劳动占领霸权地位,不仅改变全球统治方式,更是改变了社会组织结构。“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造成了劳动的更加抽象化,它也意味着劳动的更高度的社会化。这种不断地创造共性以及不同的生产方式的趋同过程减少了区分种种劳动者阶层的质的差别。”不同的劳动日益趋同化,劳动的均质化削弱了阶级的基础,也就是说,穷人、工人、农民等的劳动都附属于非物质劳动,工业劳动取得霸权地位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代表的主体,而当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并成为劳动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时,大众成为新的主体。
再次,大众具有两面:一方面,大众是社会生产的力量。“而今劳动随即成为由知识、情感、科学和语言的力量激活的一种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大众还是摧毁资本主义的反抗主体。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正扩展到一切地方,不再仅仅局限于工厂,更倾向于占领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主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面孔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其囊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有工资的到没工资的,从城市到乡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大众”领域。“工人正日益成为非物质劳动生产力的承担者,他们重新占有了生产工具。在非物质劳动生产中,这种工具就是人的大脑。工作的这种独特性质把工人造成大众,而不是阶级。”反对资本的主体超越了工厂的局限,也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在全球化的今天,凡涉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农民、工人、学生等等其他的社会、文化力量都是在大众范围之内。大众既停留于帝国之内,又超脱于帝国之外。可以说没有大众就没有帝国,正是大众支撑起了帝国的大厦,也只有大众的力量才能够摧毁帝国的大厦。
大众不同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共产主义的开创者和建设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本主义腐朽统治,解放全人类,开始真正的人的历史。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全球化的今天,无产阶级概念已经不能完全囊括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帝国创造了新的主体——所有的剥削者和被征服的阶层,即与帝国直接相对立的大众。大众的革命之路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依然有一条艰难的过程要经历。在《帝国》一书中,作者没有详细指出明确的革命道路,大众的革命行动转化成为政治的基本条件,即大众对帝国的压迫行为有了自觉的反抗意识。
总之,帝国在创造剥削压迫的同时也生产了反对剥削压迫的力量——大众,反对帝国的力量正是从帝国自身内部生长出来的。“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进程为解放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去抵制这些进程,而是去重新组织它们,并再次引导它们到新的目标上去。“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
四、《帝国》存在的瑕疵
《帝国》一书见解独特,逻辑工整,层层相扣,论述清晰,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同样存在漏洞或者说不足之处。
第一,关于非物质劳动概念。非物质劳动概念是《帝国》中最重要的基础性概念。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新时代下劳动形式的变化及其产生的连锁效应,创新式地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帝国以及帝国的革命力量——大众。非物质劳动生产作为帝国得以成立的坚实基础,同样也成为大众形成的基础。但是,非物质劳动概念能否恰当地概括全球化时代下的劳动形式的根本性变革?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 Sean Sayers)承认了哈特和奈格里对后工业社会劳动形式发生改变的论断是正确的,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不能有效地理解这一变化。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符号劳动、象征性劳动和情感劳动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劳动。因此,非物质劳动概念反而误导人们以为似乎生产可以脱离物质过程以及物质产品。肖恩·塞耶斯认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的变化依然有效,而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或者补充都是无效的。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非物质劳动概念,这一看似标新立异的概念并不能颠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因此更不能合理地从非物质理论概念推出帝国和大众。
第二,关于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不可否认,哈特和奈格里敏锐地观察到当今劳动与马克思主义所处时代的社会劳动相比较有巨大的变化。他们认为在当今所处的经济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的非物质劳动是经济生产的核心。如今的非物质劳动生产是否已经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发展程度,并取得霸权统治地位,是否所有的生产都趋向服务化、信息化,对于这一点应该持怀疑态度。从数量上看,非物质劳动没有占据数量方面的优势。关于这一点,哈特和奈格里也清楚地看到,认为全球的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从事物质性的生产劳动,从事非物质劳动的劳动者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只占少数部分。工业劳动在数量上没有下降,此外农业劳动在数量上也占据一定的优势,在数量方面,非物质劳动一直没有占绝对的优势。从范围方面看,非物质劳动也还不是普遍的劳动形式,其主要是集中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很不均匀。这些发达国家尽量维持这种不均衡,只有其他国家不断地生产物质产品,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能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进行非物质劳动。从发展速度方面看,非物质劳动在发展速度方面也不是很快,而很多快速增长的行业都不是以高程度的智力——语言为内容的非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的现实状况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哈特和奈格里所讲的那种程度。
第三,关于大众能否成为帝国中的革命的力量。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论证逻辑,由于非物质劳动取得霸权,原来不在资本扩张范围内的全球各地区的农民、移民、学生等社会群体的劳动都直接受到资本的剥削。而面对资本的扩张、剥削等特性,这些群体因为共同的社会形式而主动合作形成大众。
他们认为大众不是无产阶级,帝国时代的革命希望在大众,而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中并不存在作为阶级而存在的无产阶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作为大众中的个体的产业工人。“时至今日,那个(无产)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消亡。……我们理解的无产阶级范畴包括一切受剥削于、受支配于资本主义的人。”
对于新的革命主体,我们不禁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大众既是内在于资本,同时又是外在于资本的,这样的大众如何去反对帝国?在全球化的今天,计算机的中介作用导致了劳动出现均质化,但是也制造了相反的方面——异质化,例如,全球经济的等级化等等,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各自间存在着的差异。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没有解释如何去克服非物质劳动制造、并不断被强化的差异。分散的、具有独立个体性的大众如何相互交往并且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大众概念面临的一个大的挑战。关于这一点,两位作者也充分意识到了,“分散到各种网络中的生产劳动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心?如何才能使大众精神和肉体的物质性、非物质性生产构建起共同感和方向感”?对于这一自问,他们没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自答。因此,对于大众能否担当得起革命主体的使命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帝国》尽管在理论借鉴、概念论证等方面存在瑕疵,但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探索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颇具新意,对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劳动形式、全球统治形式以及新革命力量作出了敏锐、精彩和旁征博引的阐述,创新性地提出非物质劳动、帝国和大众概念来概括全球化时代下劳动形式、全球统治方式和革命力量的新变革。另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的新探索创新式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等,这些学术创新存在一定的价值,值得学者们进行反思和批判。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和后社会主义政治[C]∥知识分子论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5.
[4]刘怀玉,陈培永,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政治主体的建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2)。
[5]陶文昭,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论评析[J].新视野,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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