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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回应：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再研究
需求与回应：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再研究赵芳（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人类有潜能帮助其自动地调适以寻求与环境的平衡，但人类的天赋与环境资源供给的相互作用才是增进人类适应的最终因素。流动儿童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资源供给欠缺，影响其适应。为了回应流动儿童的需求，需要从环境层面输入资源，培养其积极的自我认知与情绪体验，帮助其适应以寻求与环境的平衡。由于城乡间的差异给流动儿童带来的不适应、断裂及社会排斥，持续性的多系统整合介入是帮助流动儿童适应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流动儿童 需求 回应适应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 2012） 11-0014-05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 11. 003
在2009年初至2010年初，笔者从人与环境的关系人手，通过一项实证研究，分析了流动儿童的适应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流动儿童的需求和资源供给状况，研究的结果发表在2011年第3期的《社会科学》上（赵芳，2011），当时的研究结论是：在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流动儿童的成长历程因家庭的流动而发生改变，他们面临新环境的压力，有许多适应性需求，而环境资源供给的不足，使得流动儿童产生了适应性困难，这些困难的存在已经影响了流动儿童的自我发展。
这是根据实证研究对流动儿童适应问题所做的解释。但社会研究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解释，还需要有对策研究，更需要对策略的实际操作及评估。此后从2010年2月起至2011年初，笔者设计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流动儿童介入计划（以下简称为“该项目”），由上海市公益招投标资金资助，一家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具体实施，大学生志愿者加入，从资源供给的角度，回应流动儿童的需求，以帮助流动儿童有效适应。
一、需求回应
对目前促进流动儿童适应的干预所作的文献回顾表明：（1）这些干预主要针对的是流动儿童适应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很少注重培育其积极的自我认知与情绪体验（胡进，2002;叶玮琳，2008；钟爱萍，2004），这体现了研究者的消极视角；（2）这些干预主要是在个体的水平上进行的（王丹阳，2008;谢晨，2009;钟爱萍，2004）。对环境的干预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样的干预隐含的潜在假设是，流动儿童自身是其适应问题的重要因素，因此只要改变流动儿童自身，就可以缓解或消除其适应问题，促进其适应。而实际的情况是，不论是导致影响流动儿童自我发展的问题，还是促进流动儿童的适应，环境的作用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曾守锤，2011）。人类是不断成长、变化、与环境进行持续互动的主体，根据笔者的实证研究，流动儿童与城市、学校和家庭的互动，期待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资源供给欠缺，导致其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认知与情感体验，影响其自我发展。因此，帮助流动儿童适应需主要从人与环境的关系人手，探讨如何从环境输入资源，培养流动儿童积极的自我认知与情绪体验，以帮助其自动地调适以寻求与环境的平衡。
（一）选择学校作为主要介入系统
在影响流动儿童的社会环境中，有三个系统可以直接介入：家庭、学校和社区。经过仔细衡量后，该项目选择了学校作为主要的介入系统。理由是：（1）学校在该阶段儿童的成长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埃里克森的个人生命周期理论，流动儿童的年龄阶段正处于“勤奋对自卑”的社会心理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儿童的主要发展任务是通过与同伴之间的交流而发展自我价值感，对积极发展结果的重要影响来自学校、学习和老师的教育与鼓励（居伊·勒弗朗索瓦，2004）。社会适应分为心理适应和城市文化适应，城市文化适应包含了人际关系、适应环境、外显行为、内隐观念、语言和学习等六个维度的适应（刘杨、方晓义、张耀方等，2008），对于学龄儿童来讲，这些适应也主要在学校系统中完成；（2）选择家庭作为主要介入系统时碰到困难。首先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较低，教育能力有所欠缺，根据笔者的调查，流动儿童父母的教育程度大都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还有近一成的母亲没有读过书。对于孩子的教育，85.0%的父母表示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教育方法；其次，从乡村来到城市，流动儿童的家庭正经历着家庭生命周期的重大变化，父母大多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调查中有56.2%的父母因为“他们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从不辅导孩子的功课，48.9%的父母从不和孩子进行深入的交流。第三，父母从乡村来到城市，本身也有适应问题。调查中父母能够完全适应的只有19.8%，54.7%的流动儿童认为父母不会帮助自己适应新的生活。因此，在介入过程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介入系统，需要介入但不一定选其为主要的介入系统；（3）选择社区作为主要介入系统条件不成熟。流动儿童来到城市后，大多租住在城郊结合部，一方面居住的较为分散，另一方面当地社区发展的也不充分，要完成具体细致的介入，条件不成熟。(管理科学论文 www.fwsir.com)为此，帮助流动儿童适应选择学校系统作为主要介入系统较好。
在具体介入时，该项目选取了一年前进行实证研究的上海城郊的一所流动儿童学校进行了介入。在介入时，将学校看成一个整体，分别从教师、同伴群体、个体三个层面介入。
第一，从教师层面的介入。根据前期的调查，证实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在与老师的互动中有距离感，存在资源供给上的障碍。有16.5%的流动儿童表示他在课堂上经常不能明白老师的讲解，有16.1%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的意见常被老师不加考虑地反对，有48.1%的流动儿童认为老师很少和自己倾心交谈，有70.4%的学生表示“当老师找我时，我感到紧张”。
而通过与老师的焦点座谈，老师们也有自己的抱怨。他们认为，“和本地孩子比起来，流动儿童太难教”，“学习习惯不好，不按时完成作业”，“写作业不认真，书写能力差”，“不注重卫生，行为举止不文明”，“对于本地孩子有用的教育方法拿到流动儿童那里却不管用”，“教育这些孩子太费精力”，“不但这些孩子难教，流动儿童的家长也很难沟通，他们对孩子太不关心，从不辅导孩子的作业，家长会怎么邀请也不来，好像把孩子往学校一送就万事大吉了”，“不辅导功课也就算了，有些家长还把自身有很多不良的行为示范给了孩子，很难弄”。
流动儿童的感受是真实的，老师的抱怨也是可以理解的。针对此，该项目设计了具体的介入措施：（1）通过三次讲座和两次座谈，协助老师认知重建。从乡村来到城市，流动儿童在学业和行为习惯上与城市孩子相比确实有差距，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以更好的或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标准去要求流动儿童，但这忽视了流动儿童的能力、基础与经验。学校教育应从流动儿童的特殊经验出发，并以此为基础来改变学校的管理办法和课堂的教学内容及方法，才能使流动儿童接受到平等并符合他们需求的教育。对于流动儿童家长，也要从流动儿童家长实际处境出发，重新审视学校与家庭的关系，不要向要求本地儿童家长一样去要求流动儿童家长，更不能忽视他们既有的能力、经验。（2）通过数次的团体讨论和日常的案例分析，增加老师对流动儿童需求的敏感性和教育方法的有效性。由于家庭迁徙给流动儿童学习带来的不适应、断裂及城乡差异所带来的歧视，都是老师应正视的问题，应在一般的教育原则的基础上注意回应流动儿童的特殊需求。通过团体讨论和具体案例的分析，协助老师了解流动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评估流动儿童的特殊需要，探讨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技巧，指导教师用鼓励和同理的方式提升流动儿童的自尊及自我意识，用行为治疗技术矫正流动儿童的行为问题，并协助老师学会面对和处理自己的失望与愤怒，形成与流动儿童的良好互动。
第二，从同伴群体层面的介入。前期的凋查显示，在与同学的互动中，流动儿童表示，“我的同学经常嘲异我”、“我很难交朋友”、“我和别人合不来”、“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我只看不参加”比例分别是19.4%、28.9%、14.8%、22.5%，证实近两至三层流动儿童在学校的同伴群体交往上存在问题。经过相关分析发现，流动儿童在学校被同学嘲笑、很难交朋友、和同学合不来与其“我经常感到悲伤”或“我易于泄气”的情绪体验相关，尤其“我和同学合不来”与情绪体验的相关系数最高，明显高于认为“我给家里添麻烦”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这一结论显示了流动儿童在学校与同学的互动是影响其情绪体验的最重要因素，同伴支持成为流动儿童首要的适应资源。为此，我们以学校为依托，完成了6个共36节次以上的团体工作。团体成员可以是同班的，也可以是不同班，甚至是不同年级的。团体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及其志愿者带领，通过团体活动，与流动儿童一起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来到这个城市的困惑和对未来的期许，指导他们与人相处的技巧，帮助他们提升自信，增强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并将流动儿童分成不同小组完成同一任务，让他们在任务完成中相互竞争与合作，发现彼此的优点和缺点，以达成相互的接纳。
第三，从流动儿童个体层面的介入。任何问题除了与环境相关之外，都和一个人自身的感觉有关（Anderson&Cfuter，1990），因为它是影响人与环境持续互动的要素之一。正是由于家庭迁徙给流动儿童带来的不适应，促使流动儿童形成独特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又成为一种要素，反过来影响了流动儿童与环境的互动。根据前期的调查，显示有28.9%的流动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22.5%的流动儿童认为我给家里带来了麻烦，22.3%的流动儿童易于泄气，36.8%的流动儿童常常感到担忧。为此，该项目设计了一份心理调查量表，对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测量，再与班主任沟通，筛选出班上有较为突出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学生，建立心理档案，进行了个案工作。前后完成40宗个案，最长的个案前后持续了半年时间，针对学生的认知、情绪、行为问题进行了专业辅导，并联系志愿者帮助其中一些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克服学业困难。
（二）选择家庭作为支持性介入系统
对于儿童来说，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家庭对于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虽然流动儿童家庭正在经历重大的家庭生命周期改变，个体的发展任务与家庭发展任务并举，家庭适应与个体适应叠加在了同一时空内，给家庭带来很多适应上的困难，但前期的研究也证实，家庭不断地受到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系统的影响，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输入，家庭是愿意也会发生改变的。对家庭的介入，分成了三部分：（l）个案形式介入：在40宗个案的辅导过程中，发现有些孩子的问题实际上是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如家长的忽视、溺爱，管教方式的不当，夫妻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父母不良行为的示范等，在个案中一旦发现，都通过家庭辅导，改善家庭互动结构，提高家庭教育水平；（2）利用家长学校介入：利用学校的平台，通过家长学校的形式，一方面呼吁家长关注孩子的成长，协助家长了解该年龄段孩子的特点与需要，以及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另一面通过实际案例分析，提升家长与孩子沟通的能力，增强家长管教孩子的技巧。与此同时，该项目也适时培训家长一些舒缓压力、管理情绪的技巧，帮助他们调整心态，增加家庭的弹性，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因为他们的适应将对孩子的适应有更大的帮助；（3）利用亲子活动介入：一年里组织了三次亲子活动，如“感受家，感受爱”、“亲子牵手成长”等活动，让家长在活动中与孩子沟通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加深彼此的了解，在了解后相互理解；同时也创造机会让家长与家长之间相互接触与沟通，在沟通中相互学习，相互支持。
（三）选择社区作为行动性介入系统
社区是流动儿童成长的又一重要环境。有研究也证实，城市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流动儿童的准备，尤其成年人的社会排斥更为明显，这些排斥不可避免地在城市的社会政策、社会认知、社会心理、社会行动上呈现出来，呈现出一种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断裂（杨娜，2010）。有学者指出，以往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呈现的是一种农民工群体自发的、单向度的、无序的融入行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吕新萍，2010）。为此，该项目在设计介入时，特别强调了引导性的、双向度的、有序的融人行动。（1）引导社区资源进入学校。引导社区中的资源，社区志愿者、高校志愿者、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消防教育部门、普法教育部门进入学校，通过宣讲、志愿服务的形式与流动儿童接触，如社区的老人与孩子们一起包饺子、高校的志愿者辅导孩子们的功课、消防部门的教官一起和孩子们做消防演练等，让流动儿童了解这个城市，触摸这个城市。（2）引导流动儿童走出学校，接触社区。组织流动儿童与本地特殊学校的智障儿童结对，让流动儿童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感知助人的快乐，提升自我价值；组织流动儿童参观世博会、参与社区趣味运动会、参加社区科普节，提供机会让流动儿童展示作品、展现才华；同时组织流动儿童家庭与本地儿童家庭结对，促成本地家庭对流动儿童家庭的了解和接纳。这些互动不是一些简单的表面上的活动，实际上蕴含着突破制度体制、职业身份、文化价值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多方面限制的深层互动，是一次双向的、有序的行动过程，不但可以帮助流动儿童在社会交往上融入城市，同时更有利于他们在心理认同方面融入城市。
这些对流动儿童需求的回应，强调了从学校、家庭和社区等环境层面的资源输入，意在通过环境的改善，以培养流动儿童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绪体验，是一种帮助流动儿童适应的直接性服务，但这是否是一次能够产生收益的有效输入呢？
二、评估
在项目进行一年之后，该项目对介入的效果进行了专业评估。在该校一年前被调查过的流动儿童抽样框内（六年级学生已毕业，不在抽样框内）按简单随机原则抽出了156人，进行了后测。问卷仍以一年前的问卷为主，适当地增加了一些对项目本身的评估题。被调查者中，男生87人，占55.8%；女生69人，占44.2%，年龄在8—16岁之间，平均年龄12.2岁；就读年级从4至6年级。
后侧与前侧相比较，结果显示：
（1）对项目本身的评价
在项目的知晓度方面，92.4%的流动儿童表示知道该项目活动，91.6%的学生参与过项目活动，更有90.8%的学生表示喜欢项目活动；在有关项目运作意义的几个问题中，92.4%的流动儿童认为项目活动对他们了解上海有帮助，在“与一年前相比，你觉得自己有大的变化吗”这个问题上，90.8%的流动儿童回答“是”，90.1%的流动儿童觉得自己更适应上海的生活了，这些数据显示项目的实施是有实际效果的。
（2）师生互动、同学互动、家庭互动的改善
在与老师的互动中，仍有69.2%的流动儿童表示“当老师找我时，我感到紧张”，与一年前的70.4%相比，没有明显的改善，但一年前有16.5%的流动儿童表示他在课堂上经常不能明白老师的讲解，48.1%的流动儿童表示老师不了解自己的心事。一年后，只有3.4%的学生还不能明白老师的讲解，下降了13.l%；认为老师不了解自己的心事流动儿童有15.lqo，下降了33.0%，下降的幅度较大，师生间的互动有明显改善。
在与同学的互动中，一年前，有14.8%的流动儿童表示“我和别人合不来”，一年后只有6.7%的流动儿童认为“我和别人合不来”。，下降了8.1%；一年前“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我只看不参加”比例是22.5%，一年后下降到了11.3%，流动儿童与同伴群体的交往得到改善。
在与家人的互动中，一年前，有85.5%的父母有时会打骂孩子，48.9%的父母很少和孩子进行深入的内心交流。一年后，虽然打骂孩子的比例没有明显的下降，但只有30.5%的父母很少和孩子进行深入的交流，比例下降了18.4%；有91.6%的流动儿童认为父母对自己是理解的，比例上升了19.8%。虽然家长和孩子的深入交流的比例仍然相对较低，但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3）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和情绪体验的改变
一年前，从表1可以看出，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普遍较为模糊，有59.1%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是笨拙的，58.8%的孩子认为自己是叛逆的。一年后，见表2，用同样的量表进行测量，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有了明显的改善，清晰度明显提高，认为自己笨拙的比例下降到了14.3%，下降了44.8%，认为自己叛逆的比例下降到了18.5%，下降了40.3%，而同时，认为自己有主见的比例上升到了72.3%，上升46.6%，认为自己有理想的流动儿童达到了80.6%，上升18.6%。
在情绪体验方面，一年前的调查显示，有28.9%的流动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一年后，只有1 1.8%的流动儿童否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下降了17.l%。
从以上的评估可以发现，经过一年的介入，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有了提高，尤其是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和情绪体验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该项目将这次评估的数据与一年前在本地儿童中所调查的数据相比较，虽然仍有差距，但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介入的有效性。
三、反思
人类行为发生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具有多样性的背景中，在这样的背景中，人们有着对需要有效回应的生物、心理和社会需求（乔斯。B.阿什福德等，2007），人类拥有潜能帮助他们自动地调适以寻求与环境的平衡，但人类的天赋与环境资源供给的相互作用才是增进人类适应的最终因素。在流动儿童适应的过程中，如何提供资源回应其需求是帮助流动儿童适应的关键所在。该项目的探索只是走出了流动儿童需求回应的第一步，但这样的回应是否足够？持续的资源输入是否可能？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
首先，支持该项目完成的资金来自上海市公益招投标，该资金只支持项目一年的运作，但流动儿童的问题不是一年就能解决的，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来到城市，资源的输入、支持性的服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后续的资源供给从哪里来？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制度性的资源供给机制，以切实回应流动儿童的需求？
其次，由于城乡间的差异给流动儿童带来的不适应、断裂及社会排斥，不是通过直接服务就可以弥补的，间接的政策支持是一个在宏观层次上更应解决的问题。身份认同、教育壁垒、保障疏漏等问题都需要宏观政策与制度的调整。在公立学校系统中，老师在教育流动儿童的过程中要付出更多的心力，但如果学校的评价系统没有改变，仍然维持和本地儿童教育一样的投入产出比要求，老师毫无疑问会产生职业倦怠，这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是一个重大的伤害。而在流动儿童学校内，虽然不存在与本地儿童的比较问题，但因为学校环境差、教学负担重、工资待遇低，使得老师对工作的认同度较低，一方面素质好、能力强的教师吸引不来，另一方面现有有能力的教师也留不住，同样引发对流动儿童教育的隐忧。在家庭支持方面，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如何将家庭的视角嵌入政策制定的框架内，在住房、医疗、就学、救助等方面出台有益的政策回应流动儿童家庭的特殊需求，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在社区支持方面，如何明确流入地责任，将流动儿童问题纳入社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帮助流动儿童成为社区常态化工作中的一部分，为流动儿童融入社区提供持续的支持都是未来流动儿童工作制度化的重要方面。
第三，流动儿童需求的回应是一个随时间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流动儿童生命周期的变化流动儿童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青春期的青少年，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需求，产生不同的问题。因此，对流动儿童的介入是一个分阶段持续跟进的过程，应根据流动儿童成长不同阶段的生理、心理特点寻找到切实有效的介入系统和介入方法，输入不同的资源，持续地回应流动儿童的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儿童来说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在对流动儿童需求的回应中，一定不要忘了对其家庭的支持。该项目中由于资源的有限及主要介入系统的选择，对家庭的支持相对较少，支持强度也不够，因此评估下来，发现流动儿童与家庭互动的改善没有太大的改变。但笔者认识到，提升流动儿童父母的教育能力是帮助流动儿童适应的最持久、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一种预防性和发展性力量，对家庭的持续介入非常重要。
第四，流动儿童需求的回应是一个多系统共同行动协调介入的过程。流动儿童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回应流动儿童需求的资源供给也应是多方面的，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行动，协调起来进行多系统的介入。单纯的学校或家庭系统的干预效果是有限的，只有一方面的介入对流动儿童问题的改变只是暂时的，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学校——家庭”共同努力，整合资源，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干预，才能真正回应到流动儿童的需求。
流动儿童问题不是某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随着城市化地不断推进，流动儿童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流动儿童需求的回应不能再是纸上谈兵，而应是一个整个社会协调起来共同行动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对未来的投资过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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