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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复兴与阿普尔“批判的教育研究”
保守主义的复兴与阿普尔“批判的教育研究”张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西安 710062）
摘 要：阿普尔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最早创立者和最早在北美倡导批判教育的领军人物之一。分析阿普尔对“保守主义的复兴”这个特定历史情境的理解，阐述其“批判的教育研究”的时代背景，官方知识的政治和捍卫的立场，可以更好地理解阿普尔的思想和主张。
关键词：阿普尔；保守主义；批判的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49-02
迈克尔·阿普尔是世界上致力于建立一种批判性及民主化教育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保罗·弗莱雷，《文化战争：保守势力复兴时代的学校和社会》的作者。
阿普尔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和彼得·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等人一起致力于民主教育的实践运动，从而也影响了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主教育进程。他坚称自己的学术为“批判教育研究” [1]。他在《官方知识》中也说道他更倾向于使用批判的教育研究而不是批判教育学。阿普尔认为了“批判的教育研究”需要和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相结合。那么批判的教育研究不仅是批判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因此就开展了对现存的统治关系提出挑战的进步主义的社会运动。
阿普尔很早就开始质疑“谁是教育的真正受益者？”这应该起源于阿普尔自身特殊的成长环境、求学的经历和人生体验。阿普尔从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到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的资深教授， 拥有一个传奇的人生经历，这就使他的研究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意识和批判意识。他说，如果你想批判性的写东西，而不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斗争的位置上的话，那么你的著作是不可信的。
在《官方知识》中，阿普尔更为关注“保守主义复兴”这一历史阶段本身及其对社会和教育的影响。“保守主义的复兴”是阿普尔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并成为他展开“批判教育研究”的线索。阿普尔坚决地捍卫社会的正义、平等和民主教育正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气氛。
一、时代背景：“保守主义的复兴”
“保守主义的复兴”主要想弄清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知识、谁的知识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知识。阿普尔在《官方知识》一开篇就提出这是一个“保守主义复兴”的时代，是右翼在教育中复活的时代，也是右翼大奏凯歌的时代。右翼试图剥夺那些非主流群体的权利，比如非裔美国人，依靠社会福利的人和穷人等。现实是，教育已经紧密地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教育中要实现长期和彻底的转变通常是通过社会运动而推动我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生转变的，而不是某一个教育者或研究者来完成的。要想充分地了解教育改革，必须把它与特定的历史情境紧密联合在一起。如州的课本采用政策也是一个世纪以前广泛开展的平民运动和反北方运动。教育见证了强大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及其影响。(哲学理论论文 www.fwsir.com)保守主义的复兴在阿普尔看来也即右倾趋势。这种右倾的趋势是右派长期以来建立广泛的联盟进行斗争的结果，他们主要是在雄厚财力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发展起来的。阿普尔将这个广泛的联盟称为“新的霸权协调体”，它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它创造性地将各种社会趋势与责任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组织在一个总的领导权之下，其在教育及社会政策方面的目标可以描述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这再次表明，教育政策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具有政治性和价值评判性[2]1-2。阿普尔详细阐述了右翼是如何整合不同的社会趋向而建立这个新联盟的，他归纳了右翼联盟的四个主要部分：一是新自由主义者；二是新保守主义者；三是主要由白领阶层及中产阶级组成；四是技术型中产阶级。虽然这个联盟之中有巨大差别，他们的团结已经成功地朝特定的方向推动了关于教育的探讨、论证及相关政策。一方面这个联盟强调将课程改革的重心置于全国性的教学大纲、全国性的统一标准以及全国性测试等干预性调整框架之内，也就是说要强化政府在教育中的控制力和权威。一方面又强调要进行市场和自由选择[2]15-16。
阿普尔通过这一时代的细致分析， 他认为阶级、种族、性别、宗教及其之间的矛盾关系是理解教育问题的一个关键[2]3。其次是他对 “批判的教育研究”的理解。他认为批判的教育研究不是去找毛病那么简单，我们更要做的是要理解我们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的、又相互对立关系的情境。阿普尔对于保守主义复兴的时代的分析和对这个阶段的历史的复原就是和所处的环境紧密联系的。也就是支配阶级到底是怎样制定所谓的官方知识以及又是如何从多角度出发来弄清文化、教育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
二、官方知识的政治
教育和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总是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体。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的一切都是权力集团和社会运动斗争的结果。他们努力把他们的知识合法化，保护或增强他们的力量以至于能够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起作用。概括起来讲，阿普尔认为课程知识是一种“合法化”的官方知识，而这些合法的知识，主要是通过教科书来进行实施的。课程也就是主要体现和象征的是主流阶层的权力和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那么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课程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充满了矛盾和妥协的政治的斗争，只不过这种斗争还是围绕着到底谁的知识才能成为官方知识。因此我们现行的课程政策和实践都是各个权力团体间暂时力量平衡和妥协的一个结果。
阿普尔认为文本是意识形态和教育冲突的中心，文本的意义和使用，比如教科书。这也是不同权力团体之间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些团体是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阿普尔所有的作品都是在阐述“教育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知识如何合法性的问题。因此，教育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论述道，“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的社会分配。”[2]46学校知识的选择和组织是一个意识形态过程，满足的是特定的阶级和社会团体的利益。文化融合的过程是能动的，它反映了占统治地位文化的持续性和矛盾性以及那种文化真实性系统的持续再创造和再合法化[2]56-57。
《官方知识》一书分析了对于课程、教学和不同层面上政策的斗争。论证到，在我们的学校中，课程的设置、教学和评估都是相互斗争和妥协的产物。统治支配阶级为了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也必须要去考虑到其他各个阶层团体的利益。那么这种妥协通常时间短暂，也面临其他阶层的威胁，因此也就使反对霸权有了机会。不管这种霸权是来自政治的，还是文化与经济领域的。所以阿普尔认为总存在或可以创造一个可以采取更加民主行动的空间[2]11。
三、民主教育
阿普尔提倡进行道德性和历史性的反思来对待右翼的种种话语及其改革议程的问题。这里的所谓道德性反思，就是指我们要从社会的公正、正义、平等、人道以及人的尊严等多种角度，来审视教育的政策和主张；所谓历史性的反思，就是指要在具体的、本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境中进行重新审视和考虑其右翼的价值主张和意识形态。除此，阿普尔还反思了仅仅关注教育的效率的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以及中立的知识阶层的角色等概念。在这里，阿普尔对那些自称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发出警告和质问，“你站在谁一边”，并将自己置身于与官方政治相对立的立场上[3]101。基于对于社会道德、民主和正义的考虑， 阿普尔用约翰·罗尔斯的观点来说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和工作的意义以及学者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那就是一个社会只有增加了最弱势团体的利益才可被称作是真正良性的社会[4] 。他想要为弱势群体争取民主和正义。此外，阿普尔还对新保守主义强调国家来控制课程和教育的质量，以及其想要重新回归和充实传统的价值等主张进行了道德反思，认为他们本质上是想要凭借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从而取得更大的霸权地位。也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罢了[5]。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阶级、种族、文化等内部冲突，民主教育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维护社会正义、平等的目标也由此变得尤为重要。
阿普尔认为我们还面临的一个深刻的危机是，“新的霸权协调体”在其运作的过程中，统治了关于教育的公众话语权，他们通过改变人们的“常识”也就是想通过支配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主张来改变教育，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比如一些基本的理念，自由、民主、公民等的社会含义的定位已经被改变和重组。 因此，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伦理性和政治性的。考虑到我们的教育机构现在还是被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团体所深刻影响，不断努力推进更加民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就成为当务之急[2]41-43。学校教学中，重视教师对于教科书和教学方法的选择，这也是可以加强教师的民主权力的。学校人种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学生不是任由别人来进行灌输的机器和所谓的“填鸭式”的教育，在弗莱雷所说的“银行式”教育之外，学生也是意义的积极建构者和知识的创作者。我们也永远不要忽视人民组织的力量，有真正的人民去斗争、反抗并且改变[2]62-63。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教育工作，或许我们应该加入到学校、大学和地方社区内争取民主党斗争中去，加入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众多机构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中去。右翼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他们倾听了人民的真实情感，这个过程再次验证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只有投入到长期而艰辛的工作中以建立基于不同情感但又有融合之处的社区，建立诚实地面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的计划项目，我们才可以迈上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希望之旅”，以实现“长久的解放”[2]43-44。
参考文献：
[1]王占魁。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批判逻辑[J].教育研究，2012,（4）。
[2]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曲囡囡，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阿普尔。文化政治与教育[M].阎光才，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4]林晖。阿普尔教育哲学思想中的“合法知识”与“意识形态”问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
[5]葛春，吴永军。官方知识的政治—论阿普尔的课程改革观[J].上海教育科研，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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