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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北大的演讲稿， 值得一读！
金庸在北大的演讲稿， 值得一读！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後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後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後，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那么在欧洲的匈奴呢？是灭绝了，还是融合了呢？,西方国家没有融合应该衰弱才对？）。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後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满清及金庸家族是氏族社会，不是那个软弱的无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也没有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为什么呢？）
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後，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後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後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人类历史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再由父系氏族进入父系社会已经有好几千年了，而父系社会就是今天女权主义者所说的男权社会；母系氏族就是血统看母亲，父系氏族就是血统看父亲，从这里可以看得出金庸还停留在母系氏族的时代。这也难怪金庸的出生是满族，满族就是通古斯，今天还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仍旧停留在母系氏族的时代。）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2、3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後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战国时代赵国名将李牧一举歼灭10多万强悍的匈奴军队，秦朝名将蒙恬一举歼灭30万强悍的匈奴大军，而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是因为秦末6年战争，把国家打弱了）。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後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後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後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後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亏金庸想到出，金包衣是在发明历史），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被对手抵抗住了，怎么你就投降了呢？），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提到匈奴人灭掉西罗马就不得不提阿提拉，去这里温习一下，不要被人骗了（电影阿提拉美国拍摄的）
谁是阿提拉呢？金大包衣不一定知道，因为他只会发明历史，要说匈奴灭掉西罗马就不能不知道阿提拉。且看匈奴阿提拉的历史，金包衣肯定没有看过。也像在中国一样趁罗马分裂及内乱，向西罗马要女人和土地！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结匈奴军和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50万人，向西罗马的高卢发动进攻。随着高卢名城一个接一个地陷落，阿提拉兵锋直指名城奥尔良。阿提拉大军对高卢北部的蹂躏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大家都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匈奴对抗。阿契斯抓住这个同仇敌忾的良机，四处奔走，终于联合各蛮族建立起一个抗击匈奴的统一战线。高卢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蛮族，甚至不列颠的克尔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阿契斯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也亲自领兵前来助战。当阿提拉屯兵奥尔良城下的时候，阿契斯的西罗马联军日益壮大，已经集结了50余万人，并正式向匈奴人开战。两位昔日的朋友终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16万人战死，匈奴王奇迹生还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契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西罗马联军方面，由阿契斯亲率西罗马军团组成左翼，西哥特军队在右翼，而中央是阿兰人和其他蛮族。阿契斯这样部署相当冒险，因为他把西罗马联军最弱的部分放在中间，非常容易被匈奴军队从中心突破，将西罗马阵线拦腰斩断；但从另一方面讲，中心突破的匈奴部队也有被西罗马联军从两翼包抄的危险。阿契斯面对他的老朋友阿提拉，走出了一步险棋。阿提拉针锋相对，亲率匈奴精骑居中，把东哥特人放在左翼，其他蛮族军队组成右翼。
公元451年9月20日，两军在沙隆展开决战。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投入的兵力超过100万。匈奴联军首先发动进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护下，匈奴精骑风驰电掣般冲向西罗马联军的中央，由蛮族组成的中央战线抵挡不住，被匈奴骑兵以楔形深深插入。这时匈奴骑兵开始向左旋转，包抄西哥特军队。阿提拉对战局洞若观火，他知道西罗马军团抵挡不住匈奴人最猛烈的攻击。但西哥特人兵强马壮，是个劲敌，如果能将其歼灭，就胜券在握。他组织匈奴联军的两翼一起压上来，会战到此已经变为一场混战，西罗马联军形势危急。战斗虽然只持续了5个小时，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丧生。
强悍的西哥特人挽救了西罗马联军。年过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亲率铁甲骑兵反击，结果中箭落马，被紧跟其后的西哥特铁骑践踏而死。失去首领的西哥特人只出现了片刻慌乱，在王子托里斯蒙的指挥下迅速恢复了秩序。西哥特骑兵凌厉的反击将匈奴人压了回去，而慌不择路的匈奴骑兵迎头撞上了左翼西罗马军团的盾牌防线，纷纷倒在标枪的攒射之下。这时匈奴左翼的东哥特人也抵挡不住西哥特铁骑的冲击，率先败逃，沙隆会战到此分出胜负。
阿提拉被迫率领匈奴残军撤回马恩河畔的营地，用匈奴人的大篷车首尾相连，弓箭手密布其间，组成一道相当坚固的防线。阿提拉用木制马鞍堆起一座小山，将他所有的金银珠宝和妃嫔置于其上，他自己端坐在中间，打算一旦西罗马军队攻破他的营垒，就引火自焚。
阿契斯关键时刻放了阿提拉一马。这位西罗马的杰出领袖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他认为西罗马帝国的心腹大患不是匈奴，而是高卢蛮族。保留匈奴这个外患可以让以西哥特人为首的蛮族有所忌惮，不得不和西罗马帝国继续合作。如果阿提拉一死，匈奴帝国势必崩溃，高卢蛮族肯定要掉转矛头来对付西罗马帝国。
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遂土崩瓦解。公元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组成联军，在匈牙利打败了匈奴，从此，匈奴人被迫退回了南俄罗斯草原。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468年，他又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结果自己战死沙场，从此匈奴人彻底沉寂了下去，直至被历史遗忘。那么西罗马什么时候灭亡呢？金包衣发明了历史，让西罗马帝国提前至少30年灭亡。
只要稍稍学过历史的人，应该知道罗马是被今天叫日耳曼及斯拉夫的蛮族灭亡的。
至于金包衣心目中伟大的匈奴帝国被东哥特和东罗马联军灭掉，剩下的被马扎卡人灭绝，今天的匈牙利就是马扎卡人的后裔，金包衣不会无知的以为匈牙利就是匈奴吧！
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突厥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金庸如果想攀亲戚，还可以来得及。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後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金包衣却不知道他心目中强悍的出现过独孤求败及李世民的土耳其被西方国家当成欧洲病夫来宰割就在金包衣认为它强大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後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後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後了，（金包衣大概与他通古斯同胞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天工开物》？《十二平均律》？金包衣只知道（康熙十四平均律）全世界独一无二，不知道什么是《本草纲目》，《算法统宗》，《瘟疫论》等等明朝科学，也不会知道王文素，陈大位？孙云球？更不会知道他的洋爸爸李约瑟写过《中国科技史》一书里面说中国影响世界的大科技大发明就有明朝，恰恰没有满清一丁点，中国是从明朝落后还是金包衣的满清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代中日陽明學的發展及其形象比較从日本阳明学的兴起来看。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探求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时，他们却发现背后却有阳明学的作用存在。因此，以前不讲心学的人和对心学本来就有所喜好的人，都开始呼吁昌明中国的阳明学。梁启超在《德育鉴》一文中言：
（日本）维新以前所公认为造时势之豪杰，若中江藤树，若熊泽藩山，若大盐后素，若吉田松阴，若西乡南洲，皆以王学式后辈，至今彼军人社会中，尤以王学为一种之信仰。夫日本军人之价值，既已为世界所共推矣，而岂知其一点之精神教育，实我子王子赐之也。我辈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抛却自家天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哀哉！
宋教仁到日本后，购置了大量有关王学的书刊，如《王阳明全书》、《明儒学案》、《王阳明学提要》、《王学杂志》等等，并作认真研读，笔录摘抄。其在1906年5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
至各旧书店寻购旧书，购得《史学杂志》数册，又见有新出《王学杂志》，乃日人组织之明善学社专以发明阳明学为宗旨之机。关报也，遂亦购一册。
从这段记载中，亦可看出日本研究阳明学的兴盛。唐文治到日本后，称：
两游东瀛，考其立国之本。游其书肆，览其书目，则为王学者不下数十百家，其数远超过于吾国，为之舌挢首俯。又观其击剑之术，血流朱殷，为小技而不顾死，侠客之风，屹然山立。然后知彼之所以立国者，乃由侠而进于道义。阳明致良知之说，其深入于人心者，非偶然也。
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于日本，而如今却发现日本之强盛竟和王学有莫大之关系，就无法阻挡住近代一些知识人对王学的倾心了。当然，这种发现是有很大的误解成分的，即是夸大了阳明学在日本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今人对王学仍有误解。
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都与阳明学有很大关系，先引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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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一斋（阳明学和朱子学学者）的门下人才辈出，如佐久间象山（公元1811-1864年）、横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都是当时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荫（公元1830-1859年）、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
吉田松荫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荫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
吉田松荫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
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
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
再加几段史实。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是好友（虽然明治维新后分道扬镳），曾同时师事吉田松荫门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心学和禅学，其父便是阳明学、禅学学者，自小便受熏陶。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心学，随身携带阳明的书籍，从不遗忘，后师事吉田松荫。号称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随身带有腰牌，从不离身，上书七字：一生俯首拜阳明。日本第8、17任首相大隈重信（创办早稻田大学）就精通儒学、阳明学。以上史实均可从这些人的自传中得以查证。
金包衣继续说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福建市民复原明朝战船 航速可达7节 .
"清朝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明朝火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而明朝的"定辽大将军"的铸造技术却被誉为可比1860年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才发明一种铸炮新法……
此后《天工开物》在全国绝迹，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封舟一代不如一代：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丈，宽2.8丈，深1.5丈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明朝末期1633年封舟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而若用俞大猷（1503-1580年）《洗海近事》中记载的："福船势力雄大……吃水一、二丈"的吃水深度来要求，那么这些清朝封舟都将成为潜水艇或半潜船。由此可见，清朝时期的倒退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大明天启朝年间的《大明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由大到小，一共分为六个型号：
最大的是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
二号福船，吃水最少一丈（3.3米）；
三号哨船；
四号冬船，也叫海沧船，吃水七八尺（2.475米）；
五号名鸟船；
六号名快船。
而其实那艘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还有无知兼无耻的人说明朝末年最强的郑成功海军最大的战船才400吨。
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不知道对于满清的禁海及闭关锁国金包衣会不会用愚蠢的这个词）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後、郑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金包衣怎么解释许多外国人可以来明朝却被满清限制，利玛窦怎么来的？明朝是怎么翻译了许多西方国家的书籍，几何原本是利玛窦与谁一起翻译的？康熙大汗时代的传教士大多数是明朝来的，金包衣是不可能知道隆庆开关的，同样的中国再次翻译西方文化是在满清国门被打破时即1842年后）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发生在金包衣的家乡康乾盛世时代）。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此时中国出现心学）。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正德皇帝的一次下江南对比康乾盛世的12次下江南，人员几十人对比几万人，曹寅及李煦还有噶礼不断进献美女就成了佳话，金包衣对于康熙与乾隆同样的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的可汗就是美化，金包衣的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在哪里呢？）。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後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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