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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与破解之策
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与破解之策
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主办《2008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暨农村经济发展论坛。围绕绿皮书提出的今年农民收入增长受价格因素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将比去年下降的预测,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许多见解,并就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我们把这次论坛上专家的发言整理、摘编出来,冀望对各界读者的工作和研究有所启发。
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解决“三农”问题要加强研究提高认识
农村经济绿皮书作为每年一次的研究报告,对我国农村面临的重大和现实问题及其政策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并进一步对农村经济形势做了预测,对推进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解决“三农”问题,既要着眼于长远,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要立足于当前,全力做好旨在实现增粮、增收目标的各项工作。为了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2008年在已有政策继续实施的前提下,又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昨天我看到一些数字,第一季度GDP增长9.5%,增长比较快的还是第一产业。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对农村投入的力度加大,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创造了更多机会。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挑战,粮食播种面积有限,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实现粮食稳定增产的难度不可低估。农产品价格及其上升空间有限,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度不可低估,外来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攻击将会越来越大,农副超小规模的产品多年没有变化,提升我国农业竞争难度很大,我们要认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尤其要弄清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并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可以使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李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关注热点问题调整研究计划
今年绿皮书做了以下改进:一是在农村经济形势和分析方面增加了预测的内容;二是增设了农村市场化;三是把农村全面小康社会改为农村全面经济建设,来确保增长的连续性;四是对热点专题问题进行讨论,使关注绿皮书的读者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
关于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的研究表明,2003年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为62%,超过了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其中农村经济中经营主体市场化为86.6%,并超过民间水平。农村资金市场化程度为52.5%,尚未达到市场化的水平。
今年,我们把乡村治理和农村组织发育作为热点问题的理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呈现出速度加快、区域覆盖面扩大、合作领域拓宽、参与农业产业化的程度加深等特点。有利于实现农村和社会的和谐繁荣,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值得关注。
现在,我国农民从非正式金融市场获得的贷款数量超过了从正是金融市场获得的,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比例表明,这个比率是1:3。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是1:4,说明农民的贷款来自民间金融组织的更多。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民间金融组织与当前商业银行、信用社相比,风险更低,发展更快;二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民间经营组织更有创新空间,在农村当中发挥作用的民间金融组织值得我们关注。
鲜祖德(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队长)用数据说话让对策可操作
农业绿皮书在分析方法上,注重数据描述和理论分析的结合,为读者提供最新、最翔实、最细的第一手数据,强调数据反映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既有数据基础又有实调观念。在内容上,绿皮书从生产等各个环节,围绕农村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扫描、透彻和深入的分析,观点和结论都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理论性,对策也是可操作的。
我个人认为2004年在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这两个目标上,去年是继96年以来最好的一年。今年一季度可以这样讲,开局良好,主要的数据正在汇总过程中。一季度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良好,主要有4方面的特点:首先,农民种粮积极性继续回升、粮食生产形势看好;其次,农业在结构调整中稳定发展;再次,农民收入较快增长;最后,农产品价格运行基本平稳,这是从今年一季度看有这些苗头性的。因为数据还正在汇,我也没有得到授权发布。
虽然今年开局良好,但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耕地面积减少,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资价格的上涨,不仅会影响农民的增收,也会对下半年农业增产产生不良的影响。一到二月份发布的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0.6%,化肥上涨13.9%,但从一些地区来看,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有些地方更快,这个问题很突出,所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当中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既影响农民收入,又影响农业生产。我们算了一笔帐,由于农资价格上涨
,可能会抵掉农民收入当中很大一部分。
李炳坤(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谈一下2008年农村工作的一些安排。
今年“三农”工作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方针政策。今年将根据这样的方针,推进“三农”工作,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首先谈谈今年的政策情况。
今年“三农”的政策是稳定、完善和强化,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一是加大农业税减免的力度。农业税免征以后,意味着将近有8亿左右的农民不用交纳农业税,剩下的大概有1.5亿,主要有山东、广西等4省区,农业税的税额估计只剩下10多亿,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政策。
二是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补贴主要有3项:一是对加大对农民直补的力度,去年是116亿,今年预计力度有所增大,可以达到130亿;还有就是良种补贴和农机具的补贴,这方面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业的生产加大扶持,给化肥生产企业适当的一些补贴。同时还有加强市场管理的办法,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不会过快,但这个工作的难度相当大。
三是加大农业基础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和力度,重点是搞好大型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也加大中小型农田水利的建设的投入力度。现在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成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制约因素。
四是加大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的支持力度,调动政府抓粮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已经安排150亿元对一些县进行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大体安排了800个产粮大县进行奖励,另外给财政困难的县给予补贴。产粮多,就给予奖励,使乡县政权能够正常运转,各项工作能够得以正常开展。
第五,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以及扶贫开发、综合开发的支持力度。继续实行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方面事业的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县以下的不低于70%,同时对贫困县、贫困家庭的学生实行免书本费、免杂费、免寄宿生活费等政策。另外农村合作医疗方面扩大试点范围,在计划生育方面,过去是以罚为主,现在是奖罚结合,对于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一个子女的农户,在他满60岁的时候实行补贴。国家只是定一个底线,各个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再完善这个政策。
第六,稳定、完善农村的土地制度,主要有两项:一是稳定家庭承包制度,这里面有一条是明确的,过去强调的是第二轮30年不变,农民出去打工的,把承包地收回来,这项政策已经明确了,农民出去打工,就不能随意收回土地承包制度,没有人种地了,可以进行转让。另外就是提高土地征用的标准,做好安置工作,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
陆学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三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三农”的核心,我认为是农民问题,农业是农民的职业,农村是农民聚集的地方,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在1996年农业大丰收的时候,我就担心产量要下降,结果真的掉下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如果不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光解决农业问题,“三农”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
我讲4句话,第一,农民太多,不应该这么多,这完全是计划经济制度留下来的,现在9亿多,GDP里只占14%,怎样说也是不行的。第二,农民太穷。2004年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天,这么好的市场,增加6.8%,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计划是5%,而城里是7.7%,2004年的城乡差距还是扩大的,如果不把体制问题改了,农民是要继续穷下去了。第三,农民太傻。现在什么都有协会,而农民什么会都没有,就是不搞农会,如果有什么会也是可以挣到钱的。第四,农民太软。农村没有土地,连命根子也保不住。到21世纪,这可能不行。有领导说去年农村形势这么好,怎么上访人这么多。这部分人失去土地了,土地又在涨价,粮食又在涨价,当然有问题了。现在老板赚到钱了,房地产赚到钱了,而农民没有挣到钱,要讲和谐社会,这就是最大的不和谐。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
我非常同意陆学艺的意见,最重要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还是农民收入的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也就是要减少农民,我觉得更重要是城市能不能给农民进城以后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如果在城市里没有就业机会的话,农民就进不了城。如果在城市当中出现就业机会不足,我想户籍制度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民进城的障碍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如果城市里没有足够就业机会,让农民进城,城市里面就会出现很多像外国出现的贫民窟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国内有一种声音,说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增长方式的选择,所谓新增长方式指的是在重工业里面的重化工产业或者重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新增长方式的资本投入非常的大,但创造的就业机会是不多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是要提高的,我们是否真正进入到应该强调以国家或者以政府的力量来支持所谓资本投入非常大的重化工产业、重电子产业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我觉得可以讨论。
第二件事情,我认为要提高农民的收入,除了让农民进城之外,也必须让各个地方按照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包括工农业的生产。
就全国来讲,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适合制造业,中部地区适合农业,西部地区适合矿产资源。现在要增加农民收入最难的是什么?中部地区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怎样增加中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呢?现在是中央直补,但我们做的限度是有限的。在这种状况下怎样进一步增加中部农民粮食直产区的收入呢?一方面靠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转移,减少农民,转移出来的农民可以从粮食生产者变为粮食需求者,这部分对市场需求是有拉动作用的。另外一方面,把土地留下来,中部粮食主产区生产的农民,收入也会增加。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它来种粮生产,相当不符合它的比较优势,在这种状况下,应该创造一个机制,让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步退出粮食的生产,退出粮食生产以后,当然要吃粮食,要吃粮食的话,可能有两种来源,一种来源当然和国家粮食主产区买粮食,一种就是跟国际买粮食,简单来看,到国际买粮食是可选的方案,但实际上在国际买粮食,大家担心的是粮食安全的问题,但我并不担心。如果东部地区能够逐渐地退出粮食生产的话,就会给中部粮食主产区创造更多的粮食需求,这样能够推动粮价的提高,中部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也不会出现增产的时候不增收。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关注农村改革和农村社会发展
我想对明年的绿皮书提几点意见,基本意见是大稳定小调整,结构和特色已经形成,不要做大的调整。小的调整有3个建议:
第一,明年应该更加关注农村改革。
首先是农村税费改革。今年是改革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要推进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中心的农村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统一城乡税制,我认为取消农业税就是统一城乡税制,为什么要取消农业税,因为原有政策对农民有歧视,农民那一点收入,要买农资,买化肥,要生存,要上学,要看病,国家都没有管。一定要给农民长期修养、生息的机会,不能开新的税种给农民。
其次,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信用社的改革要考虑的,一是对农民贷款的覆盖率有没有提高;二是信用社内部治理结构有没有真正完善。有的地方增资扩股改为集资扩股,而集资扩股是为了拿到银行票据,最后治理结果没有改善,表面上看资本充足率已经由负变正,不良贷款比例下来了,但农民贷款的问题没有缓解。农民的问题是信用社改革考虑的核心问题。
再次,政府治理、乡镇政府的改革。我的看法:一是无论怎么改,不能影响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改革的过程必须提高对基层的财政支持;二是改革必须自上而下,不能一刀切,不能说把事业推向市场。有一个词叫小政府大事业,事业单位有很多是执法机构,怎么可以市场化呢?
第二,绿皮书要更多关注农村社会发展的问题,我觉得还可以叫农村经济社会绿皮书。
到基层看一下,农民教育远远没有解决。第一,义务教育真正要体现公平性,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第二,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在农村实行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教育是最基本的一个公共服务,比如教科书,我认为所有享受义务教育的的学生,应该用同样的教课书。公共财政在农村教育方面应做的还很多,学校的公用费用、学校的教育费用,教育的赶超一定优先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农村教育问题解决好。
再一个就是卫生问题,税负问题解决以后,第一是土地,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卫生。农民卫生支出仅次于教育。而我们去年在320个县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真正报帐的农民不到15万,给农民减少的费用的支出不到2%,所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根本解决不了看病难的问题。公共财政要覆盖农村,教育是重中之重,农民的医疗保障也应该是一个重点。
第三,我认为绿皮书对短期农村经济运行的走势,应该能够做更细致的预测和分析。
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这本书出来以后,在最后定下来之前可以加一些内容。一是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去年以来,政府在财政政策上采取的所有政策,包括各个方面的优惠,有40个亿,现在价格控制,行政性限价是否是一个好方法,能否把40个亿补贴给农民?第二,今年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粮食生产和粮食价格会基本稳定,但仍然存在变数。小麦价格很难下跌,最主要是玉米的价格能否稳定;第三,书里也讲到去年出现了农业逆差,分析逆差之后,进出口调控政策存在什么问题,去年农产品进出口的政策有小题大做之嫌。我觉得国内政策应该和国际政策相结合起来,而不是加大国内市场价格的波动。统计局和农发所的结合,有这个力量做一些短期的预测。
马晓河(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所所长)四大因素制约农村经济发展
当前有四大制约因素,会对今年“三农”产生较大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农民收入增幅比去年有所下降。
第一,今年我国的粮食价格会在高位上下降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上升的可能性。一是2008年全球粮食有望增产,库存将有所增加,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将呈现下降趋势。受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变动影响,我国粮食价格也会同其发生顺向变动;二是中国农民目前种粮的积极性比较高,播种面积在增大,如果天气没有大的灾害,今年粮食还会增产。粮食继续增产,必然带来市场价格的波动,引起粮食价格下降;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从粮食市场价格变动来看,从来没有一年粮食价格达到顶峰以后继续上涨,连续维持两年的粮食高价位。
第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消费品价格在上涨,严重侵蚀农民的收入。尽管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限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但目前来看,化肥、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还是明显上涨了。生产资料涨价格上涨已远远超过了政府给农民的补贴额。
第三,政府支持农业的政策空间在变小。去年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农民受益是305亿元,今年27个省取消农业税也就是210多亿;去年是直补116亿,今年130个亿,增量也就是几十个亿。再加上种子和农机具补贴,总额不会超过去年。另外政府对农业的投入,由于特别国债发行减少,今年对农业的投入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不会降低,但绝对量不可能有增加。
第四,今年国家实行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这些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或者继续加强,今年GDP要比上年有所降低。降低以后的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对全社会的劳动力需求量将比上年降低。根据计算,全国GDP每降一个点,社会会减少90万个劳动力需求。这样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和进城打工也会有困难。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考虑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在粮食政策上,采取多收少进的调控策略。比如今年一旦小麦上市以后,国家粮库一定要增加收购,将增产的小麦从市场上转到库存中,以保持市场上粮食供求紧平衡,从而保障粮食价格在较高的水平上不下跌。少进就是今年尽量少进口小麦。
第二,就是进行结构性调整,比如玉米可以适当向外多出口一些,以调整国内玉米供求平衡。切忌不要在我国粮食出现供给持续上升的空间里大量进口粮食,这会造成国内供需求失衡,粮食价格大跌的局面。
第三,国家应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我国人多地少,仅靠种植几亩地的粮食和其他作物,不可能富裕起来,国家应该拿出一些财政资金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业增值,农民增收。
第四,鼓励农民进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现在许多城市在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或明或暗的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一定要从政策甚至体制消除限制和歧视,鼓励农民进城打工,从法律上保护农民的权益,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就业环境。
苏明(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财政支持“三农”存在四个问题
当前我国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一,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大,地方财政的投入并不理想。中央财政1997年“三农”投入700亿元,2003年已上升为1950亿元,2004年又增加了300多亿元。相反,地方财政的投入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资料表明,1991—2003年,地方财政总支出由2295.81亿元增加到17229.84亿元,增长了6.5倍,而地方财政的支农支出由220.74亿元增加到999.93亿元,增长了3.5倍。地方财政农业支出比重1991年为9.6,1995年为7.9,到2003年已下降为5.8。
其二,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一是财政用于生产性的支出比重下降,而用于各项事业费的支出比重上升。二是在农业事业费比重上升的情况下,农业事业费内部分配结构有失偏颇,即人员机构经费增长较快,业务经费增长缓慢,形成一种“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三是国家在对大江大河治理、城市防洪和调水方面投入较多,但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设施投入不足。
其三,财政支持“三农”支出管理有待完善。一是资金使用分散和交叉重复并存,包括农业基建投资、农业科技支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普遍存在上述现象。二是有的农业支持项目存在中间环节多、资金在途时间长、资金到位率不多、监督手段落后、使用效率低等问题。
其四,农村税费改革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如一些地方基础教育投入缺乏必要的保证,部分县乡基层财政困难加剧,乡村机构运转失灵等。
未来的政策取向应该包括:
第一,建立财政支持“三农”资金总量稳定增长的机制。要切实贯彻执行财政支农支出的法定增长比例;要加大国家新增财力和长期建设国债用于“三农”的支出比重;要认真落实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15的政策规定。
第二,明确财政支农支出的重点。一是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二是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三是支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四是支持建立完善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
第三,进一步加大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
一是要合理增加财政扶贫资金。财政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政府职能、国家财力、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二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三是鼓励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在实行优惠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环境。四是要正确把握国家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四,调整和完善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分配政策。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必须强化中央和省级支持基础教育的职责和投入力度,真正将基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摆在国家财政分配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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