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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现状及挑战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现状及挑战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已逐步进入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是国内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则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大举涌入，二者相互交织，共同促进。对此，需要正确认识并引导其健康发展。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入大发展时期
（一）非政府组织产生的必然性及大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以民间性、非营利性、公益性、自愿性与组织性为特征，与政府及企业相比有其独特优势，它最初产生于１９世纪中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社会与政治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仅靠政府与企业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大量涌现，所以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它是时代的产物，是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为相对独立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当今非政府组织的大发展则是以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全球化为特定背景。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至今的全球化阶段中，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一是各国产业结构与社会形态发生重大转变，政府改革与私有化导致非政府组织大发展；二是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开始成为重要力量；三是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大量介入国际事务。至此，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出现了欲与国家、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发展势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萨拉蒙教授通过对３５个代表型国家长期跟踪研究指出，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这３５国的非政府组织部门支出总和构成了全球第７大经济体，达１．３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更是普遍存在庞大的非政府组织部门，其经济规模平均占各国ＧＤＰ４．５％，雇佣人员占非农业人口５％、服务业人口１０％、政府公共部门就业人口２７％。有学者指出，非政府组织在当代世界的蓬勃发展，其“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有可能同１７世纪民族国家的崛起相媲美”。
研究证明，当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１０００到３０００美元之间时，由于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开始具备，社会土壤与政策环境有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该国非政府组织将因此出现爆炸式增长。１０００到３０００美元阶段既是一国“黄金发展期”，也是其“矛盾凸显期”。而不少国家的成功经验则是在此期间普遍重视对非政府组织的培育与管理，发挥其独特作用，从而有效疏缓社会矛盾与保持社会稳定。
(二）中国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条件已初步具备。经过长达２７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２００４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达１３．６５万亿元，财政收入２．６３万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１．１５万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９４２２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２９３６元。２００３年，中国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４２．１６部，其中手机普及率为每百人２１．０２部，出国旅游人数高达２０００万。中国现有１亿网民，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届三年，并从２００５年开始进入“后过渡期”。
在此大改革、大开放、高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原来工人、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简单社会结构现已被新的复杂结构所取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中国原先高度集中统一的利益格局不复存在，各阶层之间利益日趋多元化与分化重组，各自需要不同的利益代言人，以非政府组织为首、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与公民社会开始在中国形成。
大致上，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１、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的初始发展期；２、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８年的停滞期；３、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５年，因改革开放导致社会团体大量涌现；４、从１９９５年中国举办世妇会至今，中国非政府组织自主性有所增强，整体能力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数量激增。
尤其重要的是，从２００４年起，中国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到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的关键历史时期，非政府组织爆炸式大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已经满足。
(三）中国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据民政部２００４年统计，１９８９年中国非政府组织只有４４４６个，而截止到２００３年年底，中国民政部门共登记各类非政府组织２６．６６万个，年均增长３４％；其中社会团体与基金会合计１４．２万个，基金会１３００多家；民办非企１２．４万个，年均增长２３％。如把卫生、教育类民办非企纳入登记范围，则中国民办非企总量最少应在３０万至４０万家；外国商会１５个。另据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国各类非政府组织实际数目约３００万家，其中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仅２６万多；经工商部门注册的２０万－３０万；城市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１０万－２０万；农村各类非政府组织２００万左右，包括合法注册的专业技术协会、公益性组织与农村互助组织三种。除民政部门注册的外，其他几类非政府组织又被形象地称作“草根组织”。而造成民政部与学者统计数据相差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现行法律规定的非政府组织登记门槛过高，致使大
量非政府组织处于游离状态，数量庞大，难以监督管理。另外，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批国外非政府组织纷纷涌入，仅注册在案的就有５００多家，另有逾千家外国商会和行业协会进入中国。
尽管如此，但与国外相比，中国非政府组织数量偏少、质量较低、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明显，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如中国每万人拥有非政府组织数量仅２．１个，不仅远少于发达国家，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差距较大。
另外，中国境内各种非政府组织种类繁多、良莠不齐，一方面本土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国外非政府组织大举涌入，加之相关体制陈旧、管理不善、问题长期积累，致使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给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冲击与挑战。
非政府组织：给中国带来一系列挑战
非政府组织大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产物，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中可起很大积极作用，如有助于解决中国转型期面临的一系列紧迫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缓解就业压力等；有助于协调各方利益与维护社会稳定；有助于开展社会互助、发展公益事业、分担政府忧愁；特别是能够以此提高群众公民意识与政治觉悟，培养自主与独立精神，有助于中国政治民主化与政治文明建设。但由于中国已开始进入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的非政府组织大发展期，加之非政府组织兼具两重性，如对其管理不善、处置不当，则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一）非政府组织本身是双刃剑，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并未放弃冷战思维，一方面强调西方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一方面以军事干涉与政治渗透追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例如，《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就公然声称：“美国支持人权与民主的政策以最终铲除暴政为目标。美国以促进民主为对外政策的基石。美国政策以增进自由为目标。美国促进民主与人权的政策来源于美国的理念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奉行这项政策是因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也因为这项政策有助于消除可导致不公正、恐怖主义、暴力及动荡的恐惧、仇恨及不平等状态。为了实施美国促进人权与民主的战略，美国广泛采取外交、信息和经济手段，促进各项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美国官员与全球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有关个人进行合作，鼓励改善人权和向民主过渡。”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利用非政府组织，通过对外援助与推广民主，从事干涉他国内政、制造动乱乃至颠覆所在国政权的活动。中国对此不可不防。
（二）中国国情复杂，传统包袱重，非政府组织大发展有可能加剧这一情形。中国是尚未完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人口已经超过１３亿，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自然条件与文化差异都很大。在中国，任何微小的问题如果乘上１３亿都将变成天大的问题。如果对非政府组织放任不管，滥用结社自由，任其泛滥成灾，势必严重削弱中国党和政府权威，导致民族凝聚力丧失，社会陷入动荡，国家四分五裂。特别是在中国人均ＧＤＰ已跨入１０００美元门槛，正向３０００美元挺进，面临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紧要关头，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很容易失控。
总之，当前中国已进入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历史阶段，非政府组织将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中国对其管理利用得当，则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而如处理不好乃至失控，则会给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造成难以估量的恶果。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应如何进行管理
我们应在思想上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大发展问题，将其置于加强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妥善处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三者关系。
（一）明确管理非政府组织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首先，应正确认识非政府组织现象，坚持一分为二与两点论，不应将其一味视为洪水猛兽。应看到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世界趋势与时代潮流，应认识到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与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对非政府组织应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促使非政府组织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保障战略机遇期的积极因素。再次，非政府组织属于公共管理科学范畴，应在多学科结合基础上，充分运用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手段加以研究解决。第四，方法上坚持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中和哲学与中庸之道；结合中国国情，对国外先进经验认真学习借鉴，消化利用。
（二）加快相应法制建设，对非政府组织依法管理。应尽快填补法律盲区，统一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大力改善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与政策环境，同时防止行政部门借立法强化本部门权力。改变长期以来对非政府组织“重登记、轻管理”，“重行政管理、轻依法管理”的局面。
（三）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相结合，利用、合作与防范、打击相结合。首先，对中国境内非政府组织加以科学分类，包括法律地位、活动领域、本土境外等标准。对本土非政府组织采取属人管辖，对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国外非政府组织采取属地管辖。其次，善于利用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及其资源，发挥其独特优势。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智力，与之合作共处，共同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文化建设。再次，认真吸取独联体国家的教训，严防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类非政府组织对中国进行渗透破坏。第四，在国际多边外交领域，应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增加交往，以进一步改善中国对外形象，维护中国家利益。
对于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应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妥善处理消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引导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走向真正的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范文先生”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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