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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 岭南文化 学术尊严
林则徐 岭南文化 学术尊严
９０年代又见文化热：文章多，会议多，名目多（中西文化、中国文化、地区文化、校园文化……乃至饮食文化），会长也多。五彩缤纷，目不暇接。是喜是忧，众说纷纭。但方家杰士大概都会同意，培育正常的文化学术环境，让人们自由评点，放言争议，必当有助于激浊扬清，百舸竞进。
笔者不敏，近年涉足文化讨论，亦有一二感慨。野人献曝，略抒所见。窃以为治学尤其是治史必须有根有据，切忌信口开河。大哉文化，亦不妨由两件小事略窥其秘。(范文先生，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fwsir.com)
林则徐纪念馆《前言》风波说明什么
翻开３月２８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头条以“展出面积缩小，《前言》错讹频出，不该如此整修林则徐纪念馆”的大字标题登出一条该报的专讯。一口气读完，可令我吃惊和苦笑不已。
请先看看《前言》如何“错讹频出”：
“展厅《前言》约３００字，差错至少１０处以上。《前言》中数字大写与小写混用，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前言》中的差错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一句为最。这句林则徐名言原文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辞海》对夷字解为外族或外国人。林则徐的名言体现了可贵的开放思想。把‘夷’错为‘敌’，一字之差，谬之千里。”
这个专讯还列举了《前言》的错字、漏字，加上引文中指出的用字不合规范等等，错误确实不少。
不过，被该报指摘“为最”的差错——“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却有书为证是林则徐的名言。这书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如下：“先是林则徐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７７页）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林则徐这个奏摺；《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是谁尚有争议，记载亦不尽准确，前人已有订正。尽管如此，《前言》作者引用这句话总算有些根据，已为歌颂民族英雄煞费苦心。
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是出自魏源《海国图志》的《叙》和《筹海篇》（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版第２０６、８６９页），这也是确凿无疑的。笔者孤陋寡闻，仅在１９９０年于广州举行的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看到有篇论文（作者姓名已忘），说这句话最早出自林则徐笔下，并注明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某卷某页。会后，即借来这部权威的资料书，不但该卷该页不见这一句，其他卷页亦无影踪。仍放心不下，向长期研究林则徐的陈胜磷教授请教，亦云没有史料证明这句话出自林公。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前言》的作者没错（抄写有误是另一回事），编发这个专讯的《光明日报》和《福建日报》记者却出现了用心良好的知识性错误。没有必要苛责某一个人。就个人而言，可能性之一是优秀记者的一时疏忽。如果把它当作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去思考，这一失误则包含着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信息。按照中国现行程序，这一尖锐的批评稿出现在报端，至少要过五关。
一是作者觉得有问题，积极写作并交到报社。
二是被批评者——纪念馆对记者的解释。记者有疑问，一定会向馆方询问。该馆的馆长或有关人员不但天天对着错字、漏字视而不见，而且对《前言》的主要观点之一不知道有什么根据，无法为本馆的正确方面辩解。
过了以上两关，稿子到了报社，还有三个关口：版面编辑——总编室——值班总编。
在中国，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句名言，读过中国近代史入门书的大学生通常都耳熟能详。有人认为出自另一名人之口，居然过五关，斩六将，顺风顺水。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此事竟发行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中央级大报（新闻事业的中国特点之一是报刊一出世就有等级）任何报刊错误都在所难免，有的且有不得已的苦衷，读者应该理解和谅解，不少报刊也雍容大度，鼓励求疵揭短。笔者对此事的兴趣，则是由它与文化的关系引起的。
作为大众传媒报刊，其功能之一是把学术成果的信息带给大众。无论挂在纪念馆墙上的《前言》还是记者笔下的专讯，其主要论点按常理都不是馆长或记者自己想出来的，通常都能在一些学者的论文中找到根据。作为学术动态的报导，自然可以罗列不同观点，不作价值判断。而作出明确是非判断的新闻，却体现着某种文化心态。
首先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要不要存疑，要不要查证？这当中就有中西文化问题。以理性化为主流的现代西方文化，事事存疑求证已成了颇为普及的大众思维习惯。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也可找到怀疑精神，但主流却是维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流风所及，生活在当今我国的知识分子仍有不少还没有养成寻根问底的理性态度。以这个《前言》风波来说，五关六将中只要有一人认真查询一番就不可能出现，
万一出现了，如果有健全的文化氛围——以求真务实为尚，真正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很快也会得到纠正（不幸，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见该报更正）。
进一步探究，这个风波还蕴含着一种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或圣贤，但对待英雄的态度却随文化心态而异。在现代西方，圣者也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者却是神。“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这是《白虎通义》给圣人所下的定义。简单说来就是无所不知，崇高伟大无一瑕疵；芸芸众生合当顶礼膜拜。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也就是圣贤。在一些人看来，对这类人物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歌颂，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大逆不道。林则徐有没有开放改革思想，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两位记者热衷于肯定林则徐的开放思想而不问是否可靠就毫不奇怪了。而经过切实研究而得出的对英雄人物失误的批评，我们的一些传媒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感兴趣，更不用说如实地传播了。早在６０年前，著名史家蒋廷黻已指责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页），但这些话很不中听，骂一声“买办文人”便足以把作者连人带学术一笔抹煞，尽管正牌汉奸周作人灵前至今倒香火鼎盛。
法国学者如何研究岭南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以前，不妨再看一看一位法国学者是怎样着手研究岭南文化的。去年９、１０月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瑞乐（）先生约见，要听听我对岭南文化的意见。一个洋人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有点奇怪，经过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着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有没有岭南文化？如果有，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他是一个受过现代学术研究训练的严肃学者。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课题的确立，都应考察问题的真假。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教训之一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学者在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乃至毕生精力，因而许多所谓论著不过是一堆印刷垃圾。走出泥淖的唯一途径，是学者要敢于自问，自己研究的是不是经得起反驳和讨论的真问题？按我的理解，岭南文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按地域原则，即岭南地区的文化或各种文化在岭南地区的状况。如以此为主要原则，岭南文化这个概念当然可以确立。人与文化是一体两面，文化素质只有高低之分，与文化绝缘的不是人。按照这个原则也不存在形成的时间问题，从岭南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岭南地区的文化。二是按形态原则，即中华文化系统中在岭南地区形成的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亚文化形态。从后一说，“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便大有讨论的余地了。
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主要体现在典籍上。比较高级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大传统。那么，岭南地区有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传统？古代岭南骄人的典籍有慧能的《坛经》、陈献章的理学著作，写《抱朴子》的葛洪也曾在岭南生活过。问题是这些著作与岭南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岭南特色，在后来的岭南文化发展中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融入当地，成为地方文化独具的特征？这些都是很难简单肯定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禅宗、道家和理学在岭南都有长期衰落甚至出现断层的现象。
也许可以把岭南文化的形成期推迟至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那时康、梁、孙文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上述难题似可迎刃而解。可是，这也有所难言。一是与全国的文化发展重叠，粤味不浓。二是他们的文化取向大体是西体中用，以西为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除康外，中味颇淡，这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初衷并不吻合。三是为时不长，上下限相距不过３０年左右（１８９５—１９２５），不久便黯然失色。
小传统又如何呢？小传统主要是民俗。除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外，岭南地区居民主要属三大语系。闽南语系的潮汕地区居民与福建、台湾的同语系民众的共同点显然多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语系同胞。客家文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描绘三大语系居民小传统共同构成的岭南文化特色，大手笔恐怕也要喟叹难，难，难！只写广州语系的状况又不免以偏概全。
杜瑞乐先生着重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岭南文化”这个概念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的。这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按国际惯例，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必须有学术史的考察。他是按这个规矩办事的。不过，我从来对系统研究岭南文化兴趣不浓，应《现代与传统》编者之邀写过两篇文章（见该刊第一辑、第四辑），不过是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副产品，提出了岭南文化范围的界定，在肯定非主流文化的开放性（以１２事为证）的同时，以确凿史料从８个方面着重论证了近代岭南主流文化的封闭性，居然引起一场茶杯中的风暴，给后来的真诚研究者留下足资思考的问题和材料，已经十分开心和满足，对他提出的问题无法提出确解。我能做到的只是向他介绍两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资料。
第一份是梁启超写于１９２４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此文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后寝衰矣”。二是１９世纪初，阮元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的转折点，其后出现陈澧、朱次琦两大师，前者“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后者”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第７８—７９页）。
这表明，博学如梁启超在２０年代，仍认为粤学或与其他全国性学派（如白沙学与姚江即阳明学派）齐名，或是某一全国流派的支流（如清代），没有形成独特的所谓岭南文化。
第二份是冯炳奎著的《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１９６２年版）。这部书收集的主要是着眼大众的演讲稿，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谈到他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已经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开设岭南文化课程。二是眼下流行的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等等概括，该书大体都已提到。不过，我个人对他的不少提法不太信服。例如他说：“自陈白沙五百年来淡声华，薄荣利，修独行，抗节振世，为岭南一贯学风。所以，近世岭南学者，以讲学抗考据，以经世抗浮文，自成一种风气。”（该书第１０页）首先是陈白沙以降五百年间，固然同全国各地区一样可以找到“淡声华、薄荣利”的人物，同时也不乏热衷仕进之徒。至于说到近世岭南学风，领袖群伦的陈澧就以考据著称，这有大量遗著为证。说到经世致用的学风，嘉庆、道光年间已逐步在全国兴起，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却与岭南无关（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且正如笔者在三年前所指出，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岭南地区的学者在经世致用上有很大的不足，以至《海国图志》这样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们之手（《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现代与传统》第一辑）。
这部书经不起认真推敲并不奇怪。作者在书中谈到，他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做侨务工作时，为引导侨胞爱国爱乡而大谈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功利的追求与学术的严谨颇难统一。宣传材料与学术论著本来有别，虽然前者乐于打扮成后者。
外国学者那么认真研究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令人汗颜，也引人深思。
确立学术的尊严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上面说的都是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事。但见微知著，如果愿意从中汲取一点有益的东西，却不妨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再申说几句。
这两件小事其实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有关工作中如何严格遵循理性精神。现代化的实现是理性化的过程；这是学术界早就广泛接受的观点。尽管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等的不同声音，但冷静的观察者大都仍在坚持这个主流观点。就中国的现状而言，这更是必须攀登的高峰。这里包含着思维方法的变革问题。对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们说来，以理性精神分析一切，那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应心同理同，但实际生活中则一再被扭曲。原因何在？１９７９年，笔者有幸在京参加“五四”６０周年讨论会，会议印发了张志新烈士的材料，邓力群为此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至今仍记得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真是可圈可点的名言。它一语道破了几十年间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症结所在。理性精神不能贯串其中，无论是无意中的悖离还是某些人蓄意践踏，都体现了我国这些领域人才培育和成长机制的弊端。
按我的理解，这汩汩流入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田的“狼奶”主要是极端教条式的以阶级斗争分析一切统率一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首先，出现了拒绝接受一大部分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巨大失误。“封、资、修”，“糖衣裹着的砒霜”，这是多年来流行的对中外文化学术成果的蔑称。在这种盲目蔑视一切的心态指导下，我们的教师编出一部又一部战斗性很强而知识性不足的讲义和教科书，而大学生们又大都满足于在其中打转。于是，在大学文科教师和学生中没有读过中西主要文化典籍的比比皆是；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教师和学生不了解中外文化发展概况，不知古希腊、罗马和先秦唐宋文化为何物更视为理所当然。
其次，在狼奶哺育下，几十年间毕业的文科和社会科学学生普遍安于在与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外语水平低下，不少人丧失了直接阅读外国书的能力；文化封闭政策加上资金短缺，即使懂外文也缺少阅读材料；再加上过于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有的人即使读外国书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应予批判的材料上；于是，弥漫我们祖国的是不愿也无力与外国学术文化对话的奇特氛围，不少人知识面很窄却又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上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甚至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以斥骂西方文化调门的高低定立场坚定程度的义和团情结。
再次，由于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尚，许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术工作训练，也不知道写学术文章或牵涉学术的工作应该遵守哪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更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尊重不同观点，对话必须平等的起码素养。于是，一些现象在中国泛滥不但不以为怪反而受到鼓励乃至奖励。例如，“天下文章一大抄”，无视前人成果，不分抄袭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作学术史的考查，尽管前人发表的有关论著不知凡几，仍胆敢宣称自己的书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又如，不愿老老实实地从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做起，以观颜察色、闻风辨味的机巧代替艰苦的研究，自以为找到目标后，肆意歪曲别人的观点，严厉批判，以表自己确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功劳。再如，以“批判”者或“引导”者自居，把学术与政治、讨论与训斥搅成一团，即使给对方发言的机会，也不过略示“宽容”，树立“对立面”，根本不知道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所有讨论都必须自由、平等地进行；也不知道文明人必须自觉遵守一条规则：即使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坚决维护你发言的权利。
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好些知识分子痛苦地看到，中国不但自然科学与技术落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落在别人后面很远。他们觉醒后回到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献出了大小不等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可是，由于历史的惰性和旧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不少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和程度不等地在旧轨道上滑行，由此引发了学术文化领域一系列怪现象。直至９０年代，一些报刊仍不时发表一些令人生厌的“革命大批判”遗风洋溢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不切断“狼奶”，彻底肃清“左”毒和愚味，思想文化领域就会怪事不断。说到底，“左”也是愚味的一种表现形式，以野蛮和无知去践踏文明和知识。
告别愚昧，必须从普及教育开始，让１２亿中国人真正具有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否则，一有缝隙和机会就会显露其无知。
可是，肩负历史重任的教育本身首先应该是现代的。知识固然应该能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精神上更应该用世界（包括中国）文明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去陶铸中国人的灵魂，把中华民族的成员培养成为尊重自己、尊重别人、遵守法纪、自强不息的现代公民，而不是暴徒与奴才的奇异组合。
总之，要培育和维护知识——理性的尊严。知识只能来自切实的学习和研究。在知识王国容不得半点无知的放肆。今年１月１３日，３７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声明，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国科学界的一种不正之风，就是一旦取得一些成果……首先用夸张的语言向领导报喜，一旦通过领导批准，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取得廉价的新闻价值，以此为谋取名利的手段。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也不是一个正派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但是科学是严肃的，时间是无情的，这些被吹捧上天的工作现在绝大多数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昔日的宣传徒然成为人们偶而提及的笑柄而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情况更加严重，吹捧自己，猎取名利，陷害正真知识分子等现象在历次“批判”和“斗争”中屡见不鲜。
不过，知识本身有自己的尊严。坚实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历史画卷中留下应有的光辉。文化的基础是学术。没有学术的正常发展，文化的发展会成为无本之木，许多中国人热切期望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会化为泡影。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很有必要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干部中进行解释，什么是世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工作必须遵循的规则，尊重３７位院士的呼吁，在学术是非问题上“避免行政干预”，真正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再在世界文明史上制造令中国人蒙羞的笑柄，这是减少思想文化领域失误的不可缺少的一课，也是振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万一出现了，如果有健全的文化氛围——以求真务实为尚，真正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很快也会得到纠正（不幸，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见该报更正）。
进一步探究，这个风波还蕴含着一种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或圣贤，但对待英雄的态度却随文化心态而异。在现代西方，圣者也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者却是神。“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这是《白虎通义》给圣人所下的定义。简单说来就是无所不知，崇高伟大无一瑕疵；芸芸众生合当顶礼膜拜。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也就是圣贤。在一些人看来，对这类人物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歌颂，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大逆不道。林则徐有没有开放改革思想，这本来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两位记者热衷于肯定林则徐的开放思想而不问是否可靠就毫不奇怪了。而经过切实研究而得出的对英雄人物失误的批评，我们的一些传媒不一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感兴趣，更不用说如实地传播了。早在６０年前，著名史家蒋廷黻已指责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页），但这些话很不中听，骂一声“买办文人”便足以把作者连人带学术一笔抹煞，尽管正牌汉奸周作人灵前至今倒香火鼎盛。
法国学者如何研究岭南文化
在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以前，不妨再看一看一位法国学者是怎样着手研究岭南文化的。去年９、１０月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杜瑞乐（）先生约见，要听听我对岭南文化的意见。一个洋人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有点奇怪，经过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着重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有没有岭南文化？如果有，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他是一个受过现代学术研究训练的严肃学者。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研究课题的确立，都应考察问题的真假。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教训之一是：我国这些领域的学者在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乃至毕生精力，因而许多所谓论著不过是一堆印刷垃圾。走出泥淖的唯一途径，是学者要敢于自问，自己研究的是不是经得起反驳和讨论的真问题？按我的理解，岭南文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一是按地域原则，即岭南地区的文化或各种文化在岭南地区的状况。如以此为主要原则，岭南文化这个概念当然可以确立。人与文化是一体两面，文化素质只有高低之分，与文化绝缘的不是人。按照这个原则也不存在形成的时间问题，从岭南有人类活动开始，就有岭南地区的文化。二是按形态原则，即中华文化系统中在岭南地区形成的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亚文化形态。从后一说，“岭南文化”这个概念能否成立便大有讨论的余地了。
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主要体现在典籍上。比较高级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大传统。那么，岭南地区有没有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传统？古代岭南骄人的典籍有慧能的《坛经》、陈献章的理学著作，写《抱朴子》的葛洪也曾在岭南生活过。问题是这些著作与岭南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岭南特色，在后来的岭南文化发展中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融入当地，成为地方文化独具的特征？这些都是很难简单肯定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禅宗、道家和理学在岭南都有长期衰落甚至出现断层的现象。
也许可以把岭南文化的形成期推迟至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那时康、梁、孙文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上述难题似可迎刃而解。可是，这也有所难言。一是与全国的文化发展重叠，粤味不浓。二是他们的文化取向大体是西体中用，以西为主，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除康外，中味颇淡，这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初衷并不吻合。三是为时不长，上下限相距不过３０年左右（１８９５—１９２５），不久便黯然失色。
小传统又如何呢？小传统主要是民俗。除了苗、瑶等少数民族外，岭南地区居民主要属三大语系。闽南语系的潮汕地区居民与福建、台湾的同语系民众的共同点显然多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州语系同胞。客家文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描绘三大语系居民小传统共同构成的岭南文化特色，大手笔恐怕也要喟叹难，难，难！只写广州语系的状况又不免以偏概全。
杜瑞乐先生着重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岭南文化”这个概念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的。这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学者风范。按国际惯例，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必须有学术史的考察。他是按这个规矩办事的。不过，我从来对系统研究岭南文化兴趣不浓，应《现代与传统》编者之邀写过两篇文章（见该刊第一辑、第四辑），不过是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副产品，提出了岭南文化范围的界定，在肯定非主流文化的开放性（以１２事为证）的同时，以确凿史料从８个方面着重论证了近代岭南主流文化的封闭性，居然引起一场茶杯中的风暴，给后来的真诚研究者留下足资思考的问题和材料，已经十分开心和满足，对他提出的问题无法提出确解。我能做到的只是向他介绍两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学术资料。
第一份是梁启超写于１９２４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此文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后寝衰矣”。二是１９世纪初，阮元任两广总督，办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的转折点，其后出现陈澧、朱次琦两大师，前者“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后者”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饮冰室合集》之四十一，第７８—７９页）。
这表明，博学如梁启超在２０年代，仍认为粤学或与其他全国性学派（如白沙学与姚江即阳明学派）齐名，或是某一全国流派的支流（如清代），没有形成独特的所谓岭南文化。
第二份是冯炳奎著的《中国文化与岭南文化》（台湾中兴大学法商学院１９６２年版）。这部书收集的主要是着眼大众的演讲稿，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谈到他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已经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开设岭南文化课程。二是眼下流行的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等等概括，该书大体都已提到。不过，我个人对他的不少提法不太信服。例如他说：“自陈白沙五百年来淡声华，薄荣利，修独行，抗节振世，为岭南一贯学风。所以，近世岭南学者，以讲学抗考据，以经世抗浮文，自成一种风气。”（该书第１０页）首先是陈白沙以降五百年间，固然同全国各地区一样可以找到“淡声华、薄荣利”的人物，同时也不乏热衷仕进之徒。至于说到近世岭南学风，领袖群伦的陈澧就以考据著称，这有大量遗著为证。说到经世致用的学风，嘉庆、道光年间已逐步在全国兴起，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却与岭南无关（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且正如笔者在三年前所指出，鸦片战争后几十年内，岭南地区的学者在经世致用上有很大的不足，以至《海国图志》这样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不可能出自他们之手（《历史大转折中的迟滞》，《现代与传统》第一辑）。
这部书经不起认真推敲并不奇怪。作者在书中谈到，他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做侨务工作时，为引导侨胞爱国爱乡而大谈中国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功利的追求与学术的严谨颇难统一。宣传材料与学术论著本来有别，虽然前者乐于打扮成后者。
外国学者那么认真研究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令人汗颜，也引人深思。
确立学术的尊严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上面说的都是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事。但见微知著，如果愿意从中汲取一点有益的东西，却不妨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再申说几句。
这两件小事其实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有关工作中如何严格遵循理性精神。现代化的实现是理性化的过程；这是学术界早就广泛接受的观点。尽管有来自后现代主义等的不同声音，但冷静的观察者大都仍在坚持这个主流观点。就中国的现状而言，这更是必须攀登的高峰。这里包含着思维方法的变革问题。对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们说来，以理性精神分析一切，那是不言而喻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本应心同理同，但实际生活中则一再被扭曲。原因何在？１９７９年，笔者有幸在京参加“五四”６０周年讨论会，会议印发了张志新烈士的材料，邓力群为此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至今仍记得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吃狼奶长大的！”真是可圈可点的名言。它一语道破了几十年间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症结所在。理性精神不能贯串其中，无论是无意中的悖离还是某些人蓄意践踏，都体现了我国这些领域人才培育和成长机制的弊端。
按我的理解，这汩汩流入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心田的“狼奶”主要是极端教条式的以阶级斗争分析一切统率一切。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首先，出现了拒绝接受一大部分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巨大失误。“封、资、修”，“糖衣裹着的砒霜”，这是多年来流行的对中外文化学术成果的蔑称。在这种盲目蔑视一切的心态指导下，我们的教师编出一部又一部战斗性很强而知识性不足的讲义和教科书，而大学生们又大都满足于在其中打转。于是，在大学文科教师和学生中没有读过中西主要文化典籍的比比皆是；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教师和学生不了解中外文化发展概况，不知古希腊、罗马和先秦唐宋文化为何物更视为理所当然。
其次，在狼奶哺育下，几十年间毕业的文科和社会科学学生普遍安于在与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外语水平低下，不少人丧失了直接阅读外国书的能力；文化封闭政策加上资金短缺，即使懂外文也缺少阅读材料；再加上过于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有的人即使读外国书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找应予批判的材料上；于是，弥漫我们祖国的是不愿也无力与外国学术文化对话的奇特氛围，不少人知识面很窄却又以为自己掌握了世界上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甚至在一些人中出现了以斥骂西方文化调门的高低定立场坚定程度的义和团情结。
再次，由于以“批判资产阶级”为尚，许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受到严格的学术工作训练，也不知道写学术文章或牵涉学术的工作应该遵守哪些最基本的学术规范，更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尊重不同观点，对话必须平等的起码素养。于是，一些现象在中国泛滥不但不以为怪反而受到鼓励乃至奖励。例如，“天下文章一大抄”，无视前人成果，不分抄袭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作学术史的考查，尽管前人发表的有关论著不知凡几，仍胆敢宣称自己的书是前无古人，举世无双！又如，不愿老老实实地从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做起，以观颜察色、闻风辨味的机巧代替艰苦的研究，自以为找到目标后，肆意歪曲别人的观点，严厉批判，以表自己确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功劳。再如，以“批判”者或“引导”者自居，把学术与政治、讨论与训斥搅成一团，即使给对方发言的机会，也不过略示“宽容”，树立“对立面”，根本不知道一进入学术领域，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所有讨论都必须自由、平等地进行；也不知道文明人必须自觉遵守一条规则：即使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也坚决维护你发言的权利。
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好些知识分子痛苦地看到，中国不但自然科学与技术落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落在别人后面很远。他们觉醒后回到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献出了大小不等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可是，由于历史的惰性和旧体制的改革远未完成，不少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和程度不等地在旧轨道上滑行，由此引发了学术文化领域一系列怪现象。直至９０年代，一些报刊仍不时发表一些令人生厌的“革命大批判”遗风洋溢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不切断“狼奶”，彻底肃清“左”毒和愚味，思想文化领域就会怪事不断。说到底，“左”也是愚味的一种表现形式，以野蛮和无知去践踏文明和知识。
告别愚昧，必须从普及教育开始，让１２亿中国人真正具有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否则，一有缝隙和机会就会显露其无知。
可是，肩负历史重任的教育本身首先应该是现代的。知识固然应该能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精神上更应该用世界（包括中国）文明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去陶铸中国人的灵魂，把中华民族的成员培养成为尊重自己、尊重别人、遵守法纪、自强不息的现代公民，而不是暴徒与奴才的奇异组合。
总之，要培育和维护知识——理性的尊严。知识只能来自切实的学习和研究。在知识王国容不得半点无知的放肆。今年１月１３日，３７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声明，尖锐地指出：“当前我国科学界的一种不正之风，就是一旦取得一些成果……首先用夸张的语言向领导报喜，一旦通过领导批准，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取得廉价的新闻价值，以此为谋取名利的手段。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也不是一个正派的科学家所应该做的”，“但是科学是严肃的，时间是无情的，这些被吹捧上天的工作现在绝大多数都已成为过眼烟云，昔日的宣传徒然成为人们偶而提及的笑柄而已”。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情况更加严重，吹捧自己，猎取名利，陷害正真知识分子等现象在历次“批判”和“斗争”中屡见不鲜。
不过，知识本身有自己的尊严。坚实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历史画卷中留下应有的光辉。文化的基础是学术。没有学术的正常发展，文化的发展会成为无本之木，许多中国人热切期望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就会化为泡影。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很有必要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的干部中进行解释，什么是世界公认的学术规范——学术工作必须遵循的规则，尊重３７位院士的呼吁，在学术是非问题上“避免行政干预”，真正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要再在世界文明史上制造令中国人蒙羞的笑柄，这是减少思想文化领域失误的不可缺少的一课，也是振兴中华文化的第一步。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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