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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关于近代社会心理和观念变迁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论着、论文可谓推陈出新，相关的专题学术会议也在最近几年先后召开。①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以宏观叙述见长、或以精英阶层为认识重点、或以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研究中心；相对而言，对于内地尤其是山区普通社会大众观念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在近代国门大开，欧风美雨徐徐东渐、东西方市场日益接轨的大背景下，远离沿海和城市等发达地区的广大内地，尤其是山区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于这一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本文为2007年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市场变迁与地域经济转型研究——以清末民初赣闽粤边区为例（项目批准号LS0702）的中期研究成果。
①分别参见：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教育评论》1997年第1期；刘增合：《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逸民：《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1期；杨志昂：《晚清民法观念的变迁与清末民律的修订》，《南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赵可：《20世纪20年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李长莉：《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变迁》，《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郭德宏、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应来看，是“心存抵触”，还是“主动接受”？是“退缩”回农村、农业，还是多种兼业乃至积极进军工商产业？本文通过对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清末民国时期其农民①就业、消费、生产经营观念和市场风险意识等经济观念的梳理与分析，对此作一简要探讨，以求进一步推动学界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就业观念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近代以前，在传统统治者“重本轻末”、“重农抑商”这一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寻乌县“民力稼穑，女勤纺绩”[1]，老百姓谋生和就业方式基本上以农耕为主，难以跳出传统“以农为本”就业观的圈子，与市场也只是保留着有限的交换关系。近代以降，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下，进军商业、圩镇和挤入商道谋生的寻乌人日渐增多。清末民初时期，进军墟镇从事工商业的寻乌人比比皆是。1930年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中，就记载了这一时期多个进入寻城和墟镇新开店经商的例子。例如，家住南门城外钟周瑞的盐店（店开在东门城内），“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车头人邝明奎的新发昌盐店，“开了十多年”；家住东门外的何子贞，“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荣春祥，“小时候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在寻城开了家水货店，“资本七八百元”；19世纪中后期开始，范渊甫及其兄弟子孙等，先后开办经营了顺昌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7家商店；陈登祺（留车人），原来“穷得没有饭吃”，1925年来寻乌城“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何祥盛，先是“摆摊子”，后“做水货生意发了财”；王菊圆（澄江人），“在澄江圩开了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生意”；陈万保（廷岭人），“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2]（p58——59、67、75、86、102、114、115）
民国年间，寻乌“全县豪绅的领袖”潘明征（吉潭小杭村人），是进军商业和圩镇的杰出代表。他约生于清咸丰年间，其父亲手上只有80石谷田，至潘明征当家时，勤苦精干，家境逐渐富裕；在“力农致富”的同时，他先后在吉潭圩开有药店、杂货店，还兴办经营了一所长达近20年（1912——1930年）的“知耻小学”，1928年又在县城开办当铺。到20世纪20年代末，潘明征家产“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国共内战后，他复在县城开药店，1936年开办运输公司——“新兴公司”，从汕头买回“福特”牌汽车1辆，经营汽车运输业务，其后，公司汽车发展到六七辆。抗战时期，他的公司主要经营赣东南和粤东北各县之间的米粮贸易。1939年，新兴公司请进技工王城立开办汽车维修厂，师徒3——4人，维修公司内外的汽车。以上各业获利丰厚。②[2]（p113）[3]（p12、128）
富裕阶层进军工商业的比例，据《寻乌调查》所载明的地主兼业状况统计，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3家，占37.5％；113个中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20家，占18％；占寻乌地主总数48％的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都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在城的17家地主中，经营工商业和曾经经营工商业者9家，占53％。[2]（p113——124、101——103）这个数据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或多或少反映了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转化过程中，寻乌富裕阶层进军墟镇、进军工商业的趋势和力度，也折射出了寻乌富裕阶层就业观的实际状况。
出于生存压力和发家致富的激励，众多缺乏资本和机缘开店的寻乌人，则利用自己天生的力气和地处边境的地缘优势，“农隙负贩米盐”[4]，成为来来往往的小贩和“挑脚”。刘步权（1918年生），原籍寻乌篁乡，他的祖父迁到寻乌城租田种，兼开伙店；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19岁小学毕业后帮助家里经营伙店，并开始跟人合伙做生意，从唐江、信丰等地贩牛、猪到寻乌卖；40年代出生的古伟富（篁乡人），他家10姊妹，全靠他父亲挑米下龙川，挑盐回来，出卖后养活全家；1920年出生的陈亚魁（原籍平远县），22岁逃“抓壮丁”到寻乌后做了挑脚，“挑了十多年”，并在寻乌成家立业。③晨光镇上黄村的严水莲（1905年生），秋收以后农闲的几个月内，天天挑米下广东的罗浮、下兴宁，然后挑盐回来，挑担最远到过信丰；同村的严纯标（1929年生），17岁开始挑担讨生活，挑纸、红薯、米等下广东，挑盐、糖、洋油、花生油上来；井背自然村的汪广尧（1915年生），20岁开始挑担，做“盐上米下”的小生意；同村的汪
①近代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就业和居住均难以脱离农村，即使是城市居民，其与农村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具体到寻乌，则更是如此；因此，本文所指的寻乌农民，包括在寻乌居住和就业的所有人。
②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③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城实地调查。
良宾（1918年生），开始是挑担，二十七八岁开始学杀猪，以后一直以杀猪业为生。①寻乌城的水货店主张均益，在开店前是奔走于寻乌与梅县之间的专业挑夫；寻乌城靠“精苦勤干”摆水货摊子发起财来的有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等许多人，“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2]（p77）
笔者在寻乌访问的所有老人中（地主出身和读书人除外），几乎都挑过担，小部分是专业的挑夫（帮人家挑），大部分是自己从事小额米盐贸易或油盐贸易等。随着工商产业的变迁，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如制伞业、纺织业）逐渐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被甩出了原来谋生的行业，这些人大部分也挤入商道，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在寻乌通往广东的商道上，终日是来来往往的贩夫走卒。例如，筠门岭、罗塘、下坝一路，仅石城、瑞金往梅县的米，“每天有约三百担过”，即至少每天有300个挑夫；因而罗塘与下坝之间，挑夫“如同蚂蚁牵线，络绎于途”；由筠门岭经过澄江圩下广东的油，“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圩共48担，同路运来的豆，每圩约有80担，油豆两项合计128担，换言之，共需128个挑夫；从南康、信丰、安远、遂川等县经过寻乌贩卖到梅县一带的鸡，“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也就是说，挑运鸡的脚夫每天至少有100多号人。[2]（p48——49）[5]（p2——3）另外，寻乌县城经牛斗光往梅县的大路上，“日有挑夫二三百人以上”②；由寻乌篁乡经兴宁之罗浮、罗冈到兴宁县城一线，也是“每日数以百计的挑脚力的穷人早出暮归两头断黑”。③[6]（p69）尽管“挑脚”纯粹是出卖劳动力，煞是辛苦，小买小卖的贩运生涯也不一定包赚不赔，往往还要冒相当的“赔本”风险。例如澄江镇凌富村凌虚波（1898年生），其祖父（时约60多岁）从寻城挑盐回家贩卖，得感冒后第2天就发病死去；前述寻城的刘步权，其贩牛的生涯中，就“被土匪抢了三次”，其中抢牛一次，抢钱两次；陈亚魁则说，曾有一段时间，挑担途中“有军队拦路，抓到充公”。④但是，大部分被访问人都表示更愿意挑担或做点小生意，因为“挑担比种田更划得来”，“挑烟叶赚得更多”，“比当长工自由”，更何况挑担可在农闲时进行，并不耽误农忙时的种田。
与寻乌本县人进军市场相媲美，外省外县人奔赴寻乌寻求发展的可谓人数众多。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2]（p42），明清以来，该县就是三省省际边贸的中心地带之一。近代以降，由沿海而来的涌动的商品经济大潮又一次为寻乌带来了商机，周边各地商人纷纷到寻乌抢摊设店，把握商机。仅《寻乌调查》中明确记载的、19世纪末以来外地人来寻城开店经商的就有：万安人的周裕昌盐店，在寻城“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泰和人的万丰兴盐店（和寻乌本地人合开），在寻城“开了四年”；王普泰（樟树人），原来在寻城开药店，1929年再开了一间洋货店；黄裕丰刨烟店（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涌泉号烟店（安远人），1928年新开的；李祥仁（南康人）“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在寻乌城开造纸伞店；胡东林（赣州人）木器店，民国初年开办；他的亲戚薛某（也可能是寻乌人，调查中未载明，笔者注），1929年开了个小小木货店；另每年有10来个上杭师傅，来寻乌一二次，专门造风车和棺材；县城的三家打铁店，一家是安远人，两家是于都人；钟老板（会昌人）的爆竹店，“开了六七年”。[2]（p58、78、79、82——84、91）18世纪，尤其是近代以来到寻城开店谋生的客籍商人就更多。
①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晨光镇实地调查。
②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城实地调查。
③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④温锐、游海华1999年澄江镇、寻乌城实地调查。
在众多奔赴寻乌抢摊设店、寻求商机的工商业者中，粤东各县人表现活跃，引人注目。例如，《寻乌调查》中明确记载的、19世纪末以来粤东各县来寻城开店经商的有：平远人韩祥盛开设的盐店；兴宁人罗义成，“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潮州人池某（原是篁乡人，小时因家穷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兴宁人何（裁缝）师傅，“原先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www.fwsir.com)兴宁人刘俊记，1928年来寻城开设打洋铁店；同年，梅县人叶公昌，来县城做修理钟表的生意。[2]（p58——59、63、77、92、93）另外，寻乌出口广东的茶叶和木材，每年都是“兴宁客子”亲自到寻乌来收买；每逢寻乌城的圩日，很多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因而，米生意成为寻城最大的一宗生意[2]（p53——54、93）；于此可见从事米生意的人数众多。1935年，平远石正人吴金章购进石印设备，在寻城开办“金章印务局”，后采用机器和铅字印刷。[3]（P12、128、366）另据笔者调查，在寻乌，几乎每一个屋场（农民居住点）都至少有一个广东人（尽管他们不都是商人，但是通过此一现象，不难想象广东来寻乌谋生者众多的情况）；今天的寻乌和筠门岭一带还流传着“无广不成墟，无广不成岸”的口碑史。①而据新修的《寻乌县志》记载，1927年以后寻乌城相继开业的银店有10余家，载明籍贯的业主共有4人，其中梅县人就有3人。[3]（p199）另据《寻乌调查》记载，1930年前后，寻乌城135位店铺业主中，载明粤籍籍贯之业主共13位（分属6个行业），占其所在行业总业主（34位）的38％，占寻乌城载明客籍总业主（37位）的35％。②“商贾饶于程，本多者非土着”。[4]
正是由于众多劳力进军城镇或工商业，造就了寻乌县这一中国东南山区墟镇和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寻乌县，超过县城生意的墟镇居然有3个，依次为吉潭、牛斗光（今南桥镇）、留车。[2]（p55）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吉潭墟，每日来往停留商车仍“达三四十辆之多，颇称繁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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