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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税、减税与税制改革

时间：2023-02-21 19:34:07 税务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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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税、减税与税制改革

摘要：在内需不足时期应该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民间需求的增长，但由于政府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客观上造成财政赤字日益增加且难以弥补，这又为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困难。征收铸币税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一矛盾，可以同时实现弥补财政赤字和增加公共投资的双重目的，进一步扩大内需并推动经济更快地发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征收铸币税后我国可实行的各项减税的措施和方案，并就我国的税制改革提出了意见和看法。

　　关键词：扩大内需；铸币税；减税；税制改革

　　一、内需不足时期的税收政策

　　自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几个月中出现物价持平或略有上升的短暂时间外，其他时间始终处于总体商品供过于求、物价持续下降的怪圈之中，社会的低物价、低就业和经济的低效率仍然困扰着我国经济。为了改变宏观经济中的供大于求，自1998年以来，我国共发行了5100亿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交通、技改、水利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成与投产，有效地提升了我国产业的竞争力，降低了社会的投资成本，带动了房地产业和一大批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据测算，1元钱的国债资金的投入可以带动2-3倍的社会投资，进而再扩大产生出2-3倍的GDP.（金陵晚报，2002.10.6）。这就是乘数效应，它表明在供过于求时期，增加公共投入可以使总产出倍增。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伴的另一种经济现象是政府赤字逐年增加，在2002年我国编制的预算中，赤字额已达3098亿，占GDP的3%左右。为弥补赤字，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增税力度，1998年增税1000亿元，1999年接近1500亿元，2000年为2348亿元，2001年为24%亿元，4年增税收入超过了7300亿元。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向民间借债的数额，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的国债余额是187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郝中华，2002）

　　据劳动保障部的统计，在“十五”期间，我国新成长的劳动力数量将升至峰值，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同时，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面临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扬子晚报，2002.9.26）。与此同时，我国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也日益严重。2001年各类商品供过于求的占83%，到2002年8月，这个数字达到了88%，供求平衡的占12%，没有供小于求的商品。企业设备大量闲置，商品积压日趋增加，与2001年相比，2002年各类商品的库存总额同比增加了1.1%.来自劳动与商品的双重供大于求是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为缓解经济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已经实行了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政策，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力度似还不够，政策执行的方法组合还有改进的必要。例如政府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必须增加公共工程的支出，增加向民间的转移支付，减少税收，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受到来自财政收入的约束。政府年度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在萧条时期，为调节经济，政府必须多增加公共工程的支出和转移支付，这会造成人不敷出，使赤字不断扩大。弥补赤字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发行国债，用民间储蓄来弥补。在实际操作中，出于对国债还本付息能力的担忧，政府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这种做法尽管可以暂时解决赤字问题，但对于扩大内需却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在总产出增量一定的条件下，增税的结果必然会挤占民间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以2001年为例，当年GDP比上年新增加6529亿元，而当年新增税收2496亿元，新增税收占新增GDP的比重为38.23%，其影响是减慢了民间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决定社会总需求增量的是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而不是总收入的具体数值。增税是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工具之一，其效应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初衷相左。应该指出的是，增税也会产生乘数效应，它会使GDP倍数减少。

　　二、铸币税与减税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内需不足时期，增税是一种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无奈之举，并非政府执行政策的初衷。那么征收铸币税自然就成为通货紧缩时期配合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首选工具了。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用于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的建设，其结果是一举多得：第一，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有争议的焦点是财政赤字如何弥补。2002年上半年，财政部长项怀诚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淡出，其主要论点就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坦然面对日益增大的赤字，中国也

不例外。笔者认为，征收铸币税可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使政府决策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第二，征收铸币税，是向潜在的生产能力征税，其结果是促使潜在的GDP转变为现实的GDP.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弥补了赤字，增加了税收，实现了萧条经济向健康经济的转变；企业从增加的总需求中获得了利润与收入，家庭从增加的就业岗位中获得工资，这是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好方案。征收铸币税对本国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有好处而无一害。第三，征收铸币税解决了一个在内需不足时期持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矛盾（即如何弥补赤字的问题），从而为政府实行减税和改革税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将对我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内的健康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税收的政策基础。第四，在通货紧缩时期，由于我国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央银行放松货币的政策难以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征收铸币税的收入可以通过政府直接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本身就是将增发货币直接用于增加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增发货币与扩大内需融为一体，这必将极大地提高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可控性和有效性。第五，征收铸币税以其自身创造的巨大需求，促使经济更快地发展。据估算，经济发展速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翻一翻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缩短1年。如年均增长7%，总量倍增的时间大约需要10年，而年均增长9%，这一时间只需要8年左右。征收铸币税后，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望提高1-2个百分点，这不仅会为我国经济赶超发达国家赢得宝贵的时间，还将会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新就业岗位，以缓解我国日趋紧张的就业矛盾。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居民财富的积累与消费、投资需求的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稳定的函数关系。征收铸币税，为我国在内需不足时通过减税增加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促使民间财富的更快积累提供了政府财政方面的基本保证。笔者建议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实施减税，以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民间消费与投资需求的迅速增长。

　　1.减免农业税

　　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和对农业的投资水平，而且造成城乡差别和巨大的收入差距。减免农业税，可以把党中央关心农民、扶持农业、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农业税总数并不多，减免农业税所减少的税收收入完全可以通过征收铸币税来弥补，这就相当于中央政府将每年应征收的农业税全部通过转移支付返还给农民，其本身就含有扶持弱势群体、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意义，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2.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标准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标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定的，这一起征标准在当时的低物价与低收入水平下还是合理的，对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实行社会收入再分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经历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后，月收入8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就显得太低了，不能起到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对全社会实行差别征税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税收目标。况且800元的月收入在当今城市中已经成为低保家庭的收入标准，这意味着一个月收入达到800元以上的三口之家，就必须要照章纳税了。如果连这样的低收入家庭也需交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富裕家庭收入，扶持贫困户的税收工具，也就失去了原先的政策意义，变成了加重低收入家庭生活负担的税收工具了。为此笔者建议提高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使其真正成为我国扶持弱势群体，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有力工具。

　　3.将九年义务教育制的承诺落到实处

　　出于减轻低收入家庭的学费负担，提高全民族人民的文化素质，我国政府对外郑重宣布，在我国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当前，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普遍的落实，全国适龄青少年文盲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在我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制中的“义务”并未落到实处，教育收费仍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许多低收入家庭的身上，不少贫困儿童因缴费困难而辍学。为此，笔者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拨款力度，切实减轻贫困家庭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费用的支出。

　　4.实行差别化的增值税率，降低食品中所含的增值税比重

　　目前，我国对所有商品都征收一定比例的增值税，这种等比例的增值税征收实际上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使他们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下仍须承担一定比例的税赋，客观上降低了困难家庭的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困家庭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是恩格尔系数，当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时，该家庭的生活水平就越低。对这类家庭实行救助是一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的食品免税法案，其主要目的就是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由于贫困家庭的大部分收入用于食品支出，对食品的减免税有助于降低这部分食品的市场价格，使低收入家庭得到显而易见的实惠。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政策应该分步实施。应该适当降低对食品征收的增值税率，使食品的生产者和城镇低收入家庭真正得到减税后的实惠。从长远来看，对食品免征增值税，更能体现政府对困难家庭的照顾和关怀。

　　5.降低汽车购买与使用过程中的税费

　　今年以来，我国汽车消费持续升温，在各大城市，汽车销售与私车上牌均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汽车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但目前困扰私家车购买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不完全是汽车的价格，而是购买汽车和使用汽车应缴纳的税费，这笔费用之昂贵，足以吓退大量潜在的汽车消费族。汽车消费在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家庭，成为家庭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我国，汽车消费还处于富人消费阶段。由于我国能称得上富人的家庭并不多，近几年中汽车消费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而汽车消费对一国经济的腾飞关系密切，理由如下：第一，汽车工业是一国工业水平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带动钢铁、机械、橡胶、材料、装饰、石油等基础性工业的飞速发展，而且还会对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汽车养护等行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发展将会为我国每年创造数以万亿计的国民收入和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机会。第二，汽车消费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国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汽车进入家庭，成为普通家庭的交通必备工具，相信只是时间问题，当汽车税费的高低已经成为影响汽车进入家庭的一个障碍时，降低汽车购买与使用阶段的税费就成为启动汽车消费的关键所在。第三，我国汽车工业目前还处于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发展阶段，一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与一国的消费能力相适应的，汽车购买与使用税费的降低必将吸引更多的家庭购买汽车，这将会刺激我国的汽车工业的更快发展，从而促使我国汽车工业尽早腾飞。

　　6.执行加速折旧法，促进产业投资的快速增长

　　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实施加速折旧法案，其后引发了一轮强劲的投资热潮。实践证明，加速折旧法缩短了投资资金的回收期，加快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降低了投资风险并提高了投资效率，对投资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对优先发展的行业和优势企业实行加速折旧法，以鼓励这些企业的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铸币税与税制改革

　　铸币税的征收弥补了内需不足时期财政经常可能出现的赤字，这就为我国的税制改革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属于间接税的范畴。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要征税来源相比，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与直接税相比，征收增值税对消费品和投资品购买常会产生超额负担的扭曲，其结果是使商品的相对需求减少。这就好比对进口产品增收关税，所征关税越高，该产品的进口需求就越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增值税在内需不足时期抑制了消费与投资，使消费和投资需求相对减少。第二，在内需不足时期，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库存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厂商不得不降价销售，一方面会压缩税基，使政府税收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又会减少厂商的赢利空间，造成厂商资金周转的困难和竞争力的下降。厂商为维持企业生存，只得减少生产规模和投资，解雇工人，结果使企业投资下降和就业机会减少。第三，征收增值税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由于我国的增值税对所有产品都征收相同比例的税，不同收入群体在相同税率下纳税，这会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第四，由于在我国现行的征税制度中存在着某种疏漏，对不同企业的税收控制存在着某种差异，例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征管控制较严，而对其他企业征管相对较松，这使有些偷逃税的企业获得了某种超额收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虽然不是政府和税收征管部门的本意，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客观上造成了不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也使政府应征收的税赋有所流失。第五，良好的税收体系应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这样可以在经济繁荣时期使税收自动增加，从而对经济中的过度需求起到自动抑制的作用，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使税收自动减少，有利于人们的消费需求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实践证明，累进的个人与公司所得税具有这种自动调节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功能，而增值税则缺乏这种功能。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税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将以增值税为主的征收体制转变为以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为主体的直接税的征收

体制上来，以利于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征收铸币税有效地解决了内需不足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政赤字日益扩大的矛盾，从而为我国实行税制改革和在这一时期实施减税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并使之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郝中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宏观经济政策取向[J].金融与保险（人大复印资料），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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