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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评析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和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认为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最后通过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的反思，得出启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摘 要 题】理论……
【 正 文】
20世纪刚刚过去，对于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背景。它使得对20世纪各学科自身发展进行冷静检讨和全面反思的历史需求兀然凸现出来。自然，我国的图书馆学也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和机遇。对此，虽然我国图书馆学界也引起一定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像黄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倪波、荀昌荣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都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有关图书馆学史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史受到图书馆界的进一步关注，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1949——1989）》共10集，从各个方面总结4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所取得的主要成绩；有的研究者像霍国庆、王子舟、刘亦平等对我国图书馆学历史又积极进行撰文。然而，纵观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反思和研究，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注意但又恰恰未能引起注意的问题：在过去的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倾向。笔者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造成的影响
1.1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全貌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行整体而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已经远远落后于国内哲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自身的反思），使人们很难从中探寻出真正值得当前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所借鉴的东西，最终影响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建设和发展。
1.2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丧失，把西方图书馆学看成是“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典范，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顶礼膜拜，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理论上是照着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体系言说，从运用的概念，术语到讨论的问题，提问的方式、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西化了。西方图书馆学研究的框架和范式几乎成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不少人总是在里面打转转，跳来跳去就是跳不出来。最糟糕的情形是：用在西方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理论来阐述和解决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图书馆学问题。这种解读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误读”的危险。
1.3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自己民族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无知、偏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丰富内涵的图书馆学传统的中断。20世纪之初，时代和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使得图书馆学在华夏神州大地上诞生了。但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建立从—开始就掉进了引进的怪圈，成了西方图书馆学的“复制品”，进而也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致使中国图书馆学没能像其他学科的发展那样迅猛和顺利，在科学的百花园中始终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更得不到来自社会对其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图书馆界内部的冷落和轻视。中国图书馆学的处境真是步履维艰。
1.4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视野的狭窄和局限性。我国的图书馆学的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西方几个发达的国家，图书馆学的学术交流也仅仅局限于与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交流，介绍和翻译的资料也主要是反映他们的观点。对于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种现象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开展的广泛的国际交流是不相称的。
1.5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认识上的错觉和偏差，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图书馆学只有向西方图书馆学学习，按照西方图书馆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才能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才能具有和西方图书馆学接轨和对话的能力，才能不断的发展。
1.6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模仿。在两种文化接触，交流和碰撞的时候，落后的一方，出于自叹弗如的心理和希望在尽快短的时间内迅速赶上他人的急切愿望，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仿别人。模仿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手段，有着一定的价值，有意识，自觉的模仿要比无意识、盲目的模仿有意义。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最低级的学习手段，因为国情不一样，别人的东西绝不是通过模仿就能对自己完全适用的，至于全盘模仿，更是十分愚蠢和注定要失败的。在20世纪之初西方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历程中，客观地说部分有识之士也做过一些民族化的努力和尝试，同时也有过国粹派和本位文化建设的喧嚣。但应该说，从学日本到学美国，一边倒的多，引进模仿的多；借鉴融合的少，创新转化更少。主要的倾向是模仿，这在早期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多年来，我们在总体上始终没有突破这种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这就给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后果。
2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产生的原因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当这种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点被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学的研究者所接受，并且在头脑中固化成一种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常识的时候，它的消极影响就更大了。21世纪中国的图书馆学要想有所作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使中国图书馆学成为世界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与国际图书馆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剖析。
2.1 原因之一：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的“全盘西化”。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军事上不断地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中国从此跌入了被人奴役、被人蹂躏和被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炮声也震醒了沉睡的中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妙方，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渐渐地在心理上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这种崇拜之情更加强烈，从而进—步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给学术界的“全盘西化”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对传统文化、旧道德的批判，对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学术界的“全盘西化”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切西方的东西（宗教除外）都是科学的，只有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切的科学只能向西方学习了。20世纪以来，学
术界的这些事件的积极意义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历史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消极方面的影响还没有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图书馆学者们就很自然的接受和主张图书馆学的“西方中心论”。可是，为什么后来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对此也不提出质疑呢？
2.2 原因之二：西方图书馆学者对西方以外的图书馆学（包括中国的图书馆学）知之甚少和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近代以来，西方的图书馆学者把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错误的认为只有他们的图书馆学才是科学，在西方之外是无所谓科学的。这种论调使得西方的图书馆学者满足于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带着这种观念去描述图书馆学的发展历史，就会自然而然得出“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但遗憾的是，作为具有两千多年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优良传统的泱泱大国，当我们引进西方的图书馆学的理论时，往往把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全部抛弃一边，毫不怀疑地接受他们的观点，这是十分奇怪的和让人不可理解的。历史发展证明：没有继承，便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便没有发展和创新。这既是成功的经验，也是失败的教训。
2.3 原因之三：中国知识分子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传统研究方式和研究心态使得他们惯于接受现成的结论，图书馆学者也不例外。先是西方人在不了解非西方图书馆学或是对非西方图书馆学持有某种偏见的情况下，得出了图书馆学发展以“西方为中心”的结论，然后又有20世纪初的图书馆学者们在那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把西方图书馆学引了进来，当时维新改良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先后编制了《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其中以1896年9月刊于《时务报》上的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的影响最大。该表收录的19世纪中叶以后国内译出的西洋图书数百种，按学、政、教、杂4部分类，分别类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和综合性图书。该分类体系是较早接受西方图书分类体系的。从1910年孙毓修撰文将美国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介绍在《教育杂志》上以后，先后编制出版了各种名目的图书分类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图书分类法》（洪有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中国图书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十进分类法》（皮高品），《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杏修），《杜氏图书分类法》（杜定友），《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何日章、袁涌进），《分类大全》（桂质柏），《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陈天鸿）等分类法。它们之中，或是西方图书分类法的翻版，或是《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模仿，或是它的变种，这都是西方图书馆学对我国图书馆学直接影响的结果，后来的图书馆学者把它们当成绝对的真理，在它的基础上再做些补充工作，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3 结 论
本文无意解决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给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带来的问题。这篇文章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处在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大变革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和梳理这一问题。而笔者在这里只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图书馆学如果不仅从它的名称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实际内容方面来理解；如果不仅从它的静态的结果方面来理解，而且从它的动态的过程的方面来理解；如果不是从纯粹抽象的逻辑意义上来理解，而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理解的话，笔者认为：
首先，图书馆学的产生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不同地理和历史环境下的人类面对着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遭遇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就有方方面面不同的选择，图书馆也不例外。这种不同的图书馆选择就有互不相同的多样性的图书馆学的雏形。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东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甚至图书馆的理解和模式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方有关图书馆知识积累的丰富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东方和西方图书馆学是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前进的，中外古代图书馆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目的、内容、方式方法），总是运用当时理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所能采取的形式在经验的基础上对图书馆问题进行自觉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不同于以前的新的规范性要求。在古代由于人们尚未建立一套严格的逻辑表达系统，也由于当时人们只是把图书馆理解为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像今天这样理解为一种专门的社会活动，所以当时没有建立起现在人们所说的“图书馆学”。当时的图书馆学思想大量存在于神话、风俗当中。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思考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他们有着自己非逻辑的形式。后来的逻辑的形式只是在它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图书馆学的起源应该更广泛的视野。
其次，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起源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图书馆学，只要这个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因为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而中断，它就会一直发展下去，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图书馆学传统。如印度和中国就是这样。就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图书馆学也绝不是按照一种模式建立和发展的。例如：被西方誉为欧洲“图书馆学思想开山鼻祖”的法国图书馆学家诺德（Gabriel Naude），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整理”方面的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Marth Wilibaid Schretinger），把图书馆学概括为图书馆管理学思想的法国的图书馆学家海斯（L.A.C.Hesse），具有“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之称的英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爱德华兹（Edward Edwands），美国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Melvil Dewey）等等，他们之间就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吗？显然不是的。因此，我们认为各国的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建设都必须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文化背景，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好高骛远的研究都是不切实际的。
再次，图书馆学的未来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图书馆学的过去是多元的、现在是多元的、未来也是多元的。因为各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学一定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同文化背景条件下的图书馆学并无“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图书馆学与它为之服务的图书馆实践的适应性问题。适应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图书馆学不一定能满足另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西方图书馆学的过去和现在并不是，也不可能、不应该是中国图书馆学未来的选择。那种忘却自己的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传统去高谈阔论和西方图书馆学对话或者接轨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因为，任何一种图书馆学理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无论从它研究的主体和客体来说，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打上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的烙印。各国的图书馆学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西方有西方的价值标准，东方有东方的价值标准；美国有美国的价值标准，俄罗斯有俄罗斯的价值标准等等。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没有一种世界价值观，也就不可能有一种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存在。看不到图书馆学之中和背后的这种文化和价值的差异，只是在语法的、逻辑的和技术的层面上谈论图书馆学的对话和接轨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别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必须正确处理“一个与多个”，“发达与接近”两种关系。前者是指要面向整个世
界，综合各国所长，避免单一地全盘模仿和照搬某一个国家；要综合各家各派所长，避免单一地全盘模仿和照搬某一种图书馆学理论；对各种图书馆学说和流派，应折衷、调和其偏颇之处，尽量减少矫枉过正。后者是指既要紧紧盯住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学理论，又要注意研究和借鉴与我国国情比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学理论，力求统筹兼顾，相得益彰。
最后，中国的图书馆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在我国周代《周礼》的“辟藏说”提出的图书馆的“藏”与“用”的问题，是我国图书馆学思想的萌芽；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国家图书馆的主要活动，详细地记载了国家图书馆藏书校仇的过程与办法，分类编目的体系与内容；宋代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的职能，还论述了国家图书馆藏书的购求、整理、典藏和使用等的基本工作；郑樵提出：图书馆领域的知识，是“天下之大学术”之一，同为“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第一次把图书馆领域的知识列为一门学问；明代文渊阁大学士邱＠①的图书馆学著作《论图籍之储》、《访求遗书疏》；明末清初祁承＠②的《澹生堂藏书约》；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等等，从以上挂一漏万的列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对我国图书馆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之前，这些优秀的图书馆学思想对我国的图书馆实践一直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对于这样的图书馆学优良传统，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的唯科学主义观称之为“经验的或前科学的，”我们认为是有失公允的。应当看到，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呈现、陈述方式。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我国图书馆学与这种以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统治下的西方图书馆学相比有着很多不同。不加分析地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评价中国的图书馆学传统，不是在学术问题上“有见于奇，无见于畸”吗？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由小康向富裕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急切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需要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断增强。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将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图书馆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步，需要完成由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向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转型，也就是说实现图书馆学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实现这一伟大历史性转变，需要图书馆界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业已形成的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的观念，去呼吸新时代的新鲜空气，汲取新时代的新思想，把握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感受新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新时代的新观点新方法，发现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找准新世纪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新起点。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需要又一次飞跃和突破，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一定会有重大的突破。
4 启 示
对20世纪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反思，给予我们一个十分深刻和珍贵的启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超越传统、创新领先，是21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方向。立足本国国情，继承民族传统，是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以消极的防范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应以开放的胸襟，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广采博收别人的长处，实现自身的变异和革新，以获得与外来文化的抗衡的能力，真正保持自身的独立和生存。而且，还要有远大的志向。中华民族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图书馆也曾经有过古代的辉煌，今天，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仍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为世界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立足本国，必须面向世界；继承传统，必须超越创新。这是辩证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1985.12
2 倪波，荀昌荣.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8
3 宓浩.图书馆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5
4 霍国庆.百年沧桑 三次高潮 四代学人——20世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图书馆学总评.图书馆，1998（3）：1—9
5 王子舟.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三次高潮.图书情报工作，1998（2）：1—5，33
6 李纲，倪波.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图书情报工作，2000（1）：5—9
7 郑全太.中国图书馆学史学科建设探析.图书馆学研究，2001（3）：10—14
8 郑全太.中国图书馆学应加强理论原创性.图书馆杂志.2002（1）：13—15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左氵右睿
＠②原字为左火右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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