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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重视“教育的教育”

时间：2022-08-17 14:04:44 综合教育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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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重视“教育的教育”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６日，农历壬午年正月初五，本刊记者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采访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于光远先生。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于老您好！我是教育部《人民教育》杂志的记者，感谢您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从２００２年第１期开始，《人民教育》设立《名人谈教育》专栏，至今我们已采访了十多位科技、经济、文学、艺术界的专家和学者，请他们就自己心目中的中小学教育谈了各自的看法，但是，借助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访谈名人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首先想问的问题是：您怎么会有在网上接受采访的想法的？

于光远先生回答（以下简称“答”）：我觉得采取这种办法，对我来说，比较方便。比方说，这次你打算访问我，通过我的秘书约见面时间，为了安排出这个时间，让你等了很久，真抱歉。春节前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春节后嘛，我又不知道那时会不会有什么比较急的事要办。而采取网上接受采访的办法，大年初五，我就坐在电脑桌旁跟你谈话了。

去年上海有个朋友在网上组织了一次邓伟志、我和他三个人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在网上谈话，效果不错。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在这之后我已经接受过两次网上采访。方才你说采取这种办法自己还是第一次。我们谈话之后，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

（记者：感觉好极了！）

问：您多次对“高考状元报告会”之类的活动大加痛斥，那么，您认为学生应该怎样学习？

答：“大加痛斥”，言重了。对举办那样的活动，不那么满意倒是实情。这并不是因为我看不起“状元”。我本人考试分数从来不高。那是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小算盘”。小时候我觉得由于自己不在乎考分高低占了很大的便宜。我从不备考，当别的同学花很多的时间备考的时候，我学新的东西，当然占了便宜。

后来学了一点经济学之后，学得了“边际效用”这个词儿。明白如果保证得到７０分，可以完全不做准备。假定７０分到７９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劳动平均是Ａ，那么８０分到８９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劳动平均会是比Ａ大不少的Ｂ，而从９０分到９４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劳动平均会是比Ｂ大得多的Ｃ，即Ｃ－Ｂ大于Ｂ－Ａ。再假定９５分到１００分，每增加一分需要投入的劳动分别是Ｄ、Ｅ、Ｆ、Ｇ、Ｈ，那么一个比一个大而且还大许多。如果要求得９９或者１００分，那就要拼命了。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最佳的分数。

人活着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教育无处不在，而不是仅仅囿于学校教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应该向这样一个方向靠拢：ＮｏＡＢＣ．Ｎｏ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Ｏｎｌｙｐｌａｙ．玩，让他们在玩中学习成长，“活到老，学到老，玩到老。”而且要提倡“三不停”，即让他们不停地玩，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干活。

但是今天我不劝现在的学生学我的样子。因为现在在我们中国，考试差一分对学生未来关系极大。他们如果学我，吃了大亏我担当不起，而且就在那个时代，我也不是什么榜样。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林家翘，１９３３年清华新生入学考试他就是“状元”，后来在天文物理方面的成就很大。

问：您历来反对教师让学生死记硬背，反对教学上的“分数至上”，称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再生产”，那么，您认为教育教学应该如何改革？

答：对死记硬背非常反感的人很多很多，就是古人不是也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吗？前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精神也是针对这种你说的“分数至上”的。教育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似乎差得很远。造成追求分数的思想上、经济上、工作上的原因或“根据”都照样存在。改变这个局面当然不是旦夕之功，更不是我这样一个学者讲一通道理、发一通牢骚所能奏效。我认为在教育改革方面，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要下大决心，下大功夫，锲而不舍，扎扎实实，经过若干年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可是现在大家似乎都忙着别的事情，顾不上这方面的事。

我现在最想讲的是，要特别重视“教育的教育”。这五个字是拙著《我的教育思想》中最后一章的标题。教育的教育，是为了提高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指导人们从事各种有关教育的社会实践而实施的一种教育。它包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教育；在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中，高度和普遍重视教育的教育；教育者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教育工作的教育；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教育并以实际行动配合支持教育事业的教育；父母要做好对自己子女教育的教育；受教育者要努力接受教育和做好自我教育的教育；一切有觉悟的人认识到自己应该终身受教育的教育；等等。

这样的教育，过去也一直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在进行，但还没有人系统地提出来过，把它强调地提出来很有必要。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实在太重要了，而人们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未必能够达到应有的程度。做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们的认识为先导，大家觉悟提高了，充分认识某项事业的意义，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需要用先进的教育思想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改革开辟广阔的道路。我认为教师问题要作为整个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来解决。

问：您大声疾呼教育要改革，您认为我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首先要解决哪些问题，当务之急最需要做哪些工作？

答：中小学教育问题一定要好好分析。小学六年、初中三年。九年的时间不短。而问题不仅仅在于时间长，更在于在这九年中，一个人从还只有六七岁的儿童发展到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中间经过好几个年龄段，变化很大。特别是小学，小孩子每年都有明显的变化。在学校中教师的高素质和得法的教育，加上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是小孩子能够很好成长的关键。我认为认真检查和改进小学教师的培养工作，是当前做好这一年龄段的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这九年在我们国家已经确定为义务教育。现在许多人强烈要求国家把贯彻实行义务教育的责任担负起来。

对高中三年的问题，就要同进大学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了。青年们进大学，乃至进一步攻硕士、博士学位，最后还是要就业。而我们所说要在高中时期考虑就业，其实也还是考虑为就业做准备，例如，办好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职业学校。在这个“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上，我感到工作还不那么系统，至少在社会上宣传教育得很不够。

问：您不断强调要重视教育，您说“对教育，只有重视不够，而绝不会重视过头”。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基础教育优先发展？

答：我认为现在我国的教育事业，总的说来还非常落后，根本提不到什么超前发展的问题。我之所以说“对教育，只有重视不够”，就是出于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这种估量所说的话。

问：您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更是著名的教育家，对教育问题非常关心。您非常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对这个问题您的想法是什么？

答：我不赞成笼统地提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这个口号很容易被理解为教育事业要办成经济事业，对教育事业的管理要采用管理产业的方法。我看过一些主张这个口号的文章，有的就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并不反对发展教育产业，而且主张大大发展教育产业。我说过，我们不但需要有成千上万的教育家，而且需要一批有远见的教育投资家。发展我们中国的教育事业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这就是我的立场。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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