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德育怎样落到实处

青少年德育怎样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贺春兰

12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去年2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闻听14岁少年徐力杀母后发表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也特别强调教育关键在于教会学生做人。而实践中很多学校仍然是“扎扎实实抓智育、轰轰烈烈搞德育”今天我国青少年的犯罪率仍然高居不下。入世在即，多元化价值即将随之而入，网络普及，青少年已经面对更多的刺激。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等有识之士呼吁 “问题紧迫，我们该全面反思了。”
陈旧多变抽向泛化远离生活
专家设想德育教材双轨制
美国总统林垦小时候与一棵樱桃树的故事被选进我国小学教材，意在教育孩子们养成诚实的品质，老师们质疑，身边有那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为什么非要找那么遥远的材料。
学生陈名的父亲下岗了，陈名认为父亲没出息，在学校里也自卑，老师发现了，专门安排孩子们写一篇介绍父母的作文。老师特意给孩子们放一天假，要求孩子们走近父母，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当陈名看到父亲在酷暑天气推着垃圾车时，陈名被震动了。他在文章中说，“我的爸爸在尽自己所能为我们的生活努力。”北京教科所王瑛说：实效性关键在于针对性。德育内容要针对孩子们的需要，积极应对现实问题。可是，腐败、下岗、就业、早恋这些孩子关心的事情大纲上没有，日常教学中很多老师不去触及。
而与此共存的另一问题日是，长期以来，德育内容存在严重的追风倾向。曾做过多年中学教师的北京师范大学德育研究专家檀传保教授说，从建国初到现在德育教材变动有几十次之多，刚刚开始讲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优越性，很快又开讲市场经济。对受教育者来说，你老变就意味着没有可以尊重的东西。
德育内容要及时结合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时又要保持科学的尊严。檀传保教授建议中学德育教材实行双轨制，把最最经典的内容固定下来成为常规教材；另一部分关注时事的内容成为活跃内容。
庞丽娟委员也强调，德育目标不能只停留在“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建设者”的宏观层面，而是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将之具体化与层次化。在这一目标指导下，德育内容与课程教材的制定要克服简单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正视与增加社会现实内容，增强针对性。
德育课靠分支撑
德育评价需深入研究
北京市优秀教师沈桂红与高一学生曾有一段对话。
“在你们的头脑中，什么样的课是政治课呢？”“特没意思、特烦。”
“不考试呢？”“不上了。”
沈桂红有意查阅了一下学生以往的政治课成绩，发现几乎都是满分。沈桂红于是感慨：“智育解决一个懂不懂的问题，德育解决一个信不信的问题，德育课标准化的考试方法把德育等同于一项智力活动。”
长期以来，在教育思想上，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及其领导未能真正确立全面素质教育观，在考核、评价制度上，以学生学习成绩衡量教师、学校教育质量，以分数评价学生发展好坏，考试成绩“一分值三万”，而品德行为则“无分、无价值”，品德再好，差一分仍上不了学。由于这种导向作用，老师们把德育课程的重点放在知识的讲授上，忽视学生情感、信念、行为的真正形成；而一旦宣布不考试，很多学校便会立即把德育课挤掉。因此在现实情况下，德育评价必须走出对知识点考与不考的两难误区，研究出一套科学的评价机制。庞委员建议，加强对考核、评价、升学制度的研究，以促进学校全面教育工作、学生全面素质发展为宗旨，由重知识的考试到重学生判断、选择能力和道德行为、价值观念、思想品质的发展。 在评价的思路与内容上，要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终结性评价变为发展性评价。
简单灌输代替自我内化
德育课需给孩子留下选择空间
在北京某班开展的学雷锋中队会上，孩子们讲得热泪盈框，可队会结束桌子没人擦；某学校搞的献爱心活动，孩子们喜滋滋地把大钱拆成小钱，比赛谁献的次数多。
品德的形成，认识只是一个基础，更多的东西靠自我感悟的基础上内化，信念的东西不同于其它，自己选择的自己才会尊重。当前我们的德育多的是简单化的灌输，缺乏针对性的说教，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主动思考、讨论、选择与行为的空间，即使献爱心这样的活动，在很多地方也是大人让做的，流于形式，孩子们在把钱送出去的时候，缺少感情体验。庞委员指出，这种简单、单向的缺乏学生积极、能动参与的灌输式教育，在社会日益开放、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必然导致德育缺乏实效性。因此，当学生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所见所闻的社会信息与教师教育不一致，自主思考意识与能力日益增强时，学校教育自然受到冲击，学生或不再简单相信、接受，或其价值观念体系脆弱而经不起考验。这种状况不改，陈果、刘思颖的悲剧还会重演。
德育教师遭遇无岗尴尬
激励制度尚需健全
在北京一些学校调查时，庞委员了解到小学里没有德育专职教师。原来近年随着人事编制压缩，“德育主任”或“德育校长”岗被精简，德育工作由他人兼职。有意思的是，去年在北京的小学里增设了“总务主任”岗。一些教师戏言，“做人的工作不如管理桌椅板凳重要。” 在很多学校，要被淘汰的老师放在政教处搞德育，一些重视学生德育的学校，由校长自设德育主任（或校长）与德育专职教师，但无岗，这些老师们苦笑，“我们是黑户口”。同样在首都北京，校长们反映：最困扰他们的是“解决不了这些教师的市级先进”。因为北京市只评“教学优秀与骨干教师奖”，而不设“德育优秀或骨干教师奖”，这也就意味着优秀的德育教师永远出不了自己的区县，更别提走向全国。
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与德育专职教师的积极性自然可想而知了。1999年《班主任》杂志曾对北京市的4千余名班主任抽样调查表明，约2/3的班主任不甚愿做班主任，与此相关，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2/3的班主任回答自己没有品德教学计划。相当量的德育教师“想转行”搞教学，无心思钻研德育业务。这也就意味着，北京有七、八十万的孩子跟着不愿意干的人学习。
另一方面，不像在智育领域，有各种语文、数学、英语等教师培训，实践中少有教师的德育培训。庞委员说，德育教师队伍的建设要与整个教师队伍建设统一规划、部署，着重进行。同时，德育是经常化的、多渠道的，任一教师都有义务对学生进行育德的渗透，因此，必须对包括班主任、德育专职教师在内的全体教师提出明确的育人及自身道德素质的要求，并进行经常化的培训。
得不到真正重视
德育研究少人问津
某德育研究者慨叹，“每年教育部的德育工作会议一直都是省、市主管德育的处长们来开，似乎与德育研究者没有关系” 。长期以来，德育不受真正重视、未予以确实保障的状况也带来了我国德育研究的匮乏：在人们的印象中，没事干了才去干德育，德育研究队伍人数少且极不稳定。北京师范大学众多的教育学研究者中，专注于德育研究的只有2个人，其中一个人马上要退休；中央教科所3个人，北京教科所3个人。庞丽娟说：“与庞大的智育研究队伍相比，德育研究力量的薄弱与德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学生的道德发展不同于认知发展，理想、信念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长期以来，我国缺乏中小学生德育目标、内容、课程教材的严肃、认真的研究；对于德育的过程、主客体影响机制及由此而有效的培养方法更缺乏深层次、扎实的探讨。庞委员强调，德育既具有政治性，又是一门科学，为使德育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尊重德育的科学性，重视与支持德育科研。
上梁不正下梁歪
社会大环境极需净化
虽然中央一直强调家庭、社区、学校形成合力，但目前的现实是，教育部主抓学校教育、民政部管社区教育、家庭教育主要由妇联在管，上上下下没有一个统一规划，缺少统一领导。在不少地方，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没有开展起来，相当一部分地方，三结合已经异化成了功利性的交换，社区往学校送东西是为了孩子好进校，学校给社区送东西是为了应付上边社会实践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社会大环境急需净化，北京市崇文区一位老师说，教委一次组织孩子们看电影《月光摇篮曲》，出来后好几辆自行车车没有了。而在礼仪之邦，儿子住在楼房里，父母住在茅草棚里的现象也并不鲜见。难怪学校教师们经常无奈地感慨，“5+2=0”，5天的学校教育抵不过2天的家庭和社会影响。
德育是个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包括伦理建设已势在必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金盛华说，品格的形成关键是要在一种环境里获得一种体验、自悟。比如，彼尔盖茨就给全世界的人树立一种观念，创造性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因此，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极为重要。所以在强调加强学校德育工作时，我们要关注一下社会大环境给孩子们提供了什么。而作为每一个社会公民，我们能做的是提高我们身边人包括自己的素养，给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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