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中运用“形象思维”的启迪

古诗词中运用“形象思维”的启迪

　　古诗词中运用“形象思维”的启迪
　　
　　谭朝容
　　
　　六朝时南京有位著名的道士陶弘景，隐居在句容茅山。梁武帝多次请他出山，他不肯。梁武帝问：山中有什么值得这样留恋呢？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也不便直截了当地回答。于是，陶弘景写了一首诗：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作者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借山岭上自由自在的白云来表现自己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与迷恋，十分巧妙地回答了梁武帝提出的问题。既有所托之“物”，又有所寓之“志”，巧妙而协和。这得力于形象思维在古诗词中运用的妙处。
　　
　　古诗词中的形象思维源于比兴，是封建专制高压统治下的产物，是一种用隐晦方式抒情寄意的手法，也叫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这类诗又称“咏物诗”）。这种写法的关键在于“物”与“志”、“情”与“景”有机结合。舍此，则可能会走向歧途。唐代诗人李商隐所写《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曾被人认为不好一此诗只有形象而没有寄意，或者说其所寄之意至今还让人捉摸不透，成为历史之谜。诗作只注重外在形象，忽视了感情的内化，有时甚至有意隐去某些敏感问题，让人摸不着头脑，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要想写出成功之作，必须将“物”与“志”、“情”与“景”有机结合起来。
　　
　　其实，“形象”二字就是“物”与“意”的结合体。“形”是物质的、具体的；“象”是物作用于人的意识的反映，是印象，它包括视、听、味、触等感觉在内。所以“形象”一词，既是客观的反映，也有主观的因素。“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中，“红杏枝头”是形，但仅此还构不成“春”的形象，须有“闹”字才有意味。再以柳宗元《江雪》一诗为例：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四句是运用“形象思维”的绝妙好诗。说它好，不单是形象美，而且通过形象构成了令人别有所会的意味。柳宗元当年被贬离京，无人相送，可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在下着大“雪”的严酷环境里，只有驾着一叶“孤舟”的“蓑笠翁”在寒江“独钓”。钓什么？钓的是“雪”，是“志”。这首诗之所以感人，就在于它形象之后暗藏的那股抑郁难平之气。读这样的诗，可以激励身处困境之中的人，这便是诗的力量。运用形象思维有两种情况：其一，由内而发，客观与主观暗合，这是高手所为；其二，由外而做，美而不足动人，后者并不足取。
　　
　　再看唐“八司马”之一刘禹锡所写的《游玄都观》。这是他在被贬10年后回到朝中，游览玄都观时所写：“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当权者认定“桃千树”讽刺了新贵，于是又将他贬谪。14年后，刘禹锡又被召回京城，再次游玄都观，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托物叙事，将自己的遭遇借用外物依次道来，绵里藏针，不卑不亢。可见，诗的好坏，不在于是否运用了形象思维，而在于是不是有“志”寄寓在其中。空洞无物的“绣花枕头”绝不是好诗，这一道理对于我们今天作文亦有借鉴。
　　
　　（作者单位：祁东县洪桥镇洪丰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