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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
一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典籍异常丰富，真正是浩如烟海。几千年来，反映封建王朝新旧更替的正史及其注释、考释的著作汗牛充栋；各个地区的文献资料，更是数不胜数。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今据《礼记·礼运》可知，孔子所讲的”文献”，就是《夏时》（指夏小正）和《乾坤》（指殷易《归藏》）之类东西。而相传这些都是夏、殷两代的重要史料，后人又进一步把“文献”解释为文章与贤才。汉郑玄注释《论语·八佾》说：“献犹贤也，或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他把“文”解释为文章，这容易理解；至于把“献”解释为贤才，则是根据《尔雅·释言》所说：献，圣也，圣与贤，意义相通，到南宋朱熹注《论语》，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从此以为定论。
所谓地方文献，是指有关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科学技术、文教卫生等等的各种资料而言。凡是和这一地区有联系的各种资料，不管这些资料的出版地在哪里，一概视为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是历史文献的一部分，涉及范围极广，往往从一个很不经眼的小问题上，通过认真的考据调查，会发现反映一个地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一些真实情况。 在历史上，地方文献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土地、财赋、人丁、物产等情况，以便统治阶级剥削、鱼肉人民。但是，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又是通过它的大量记载，而得以保存下来。今天，地方文献为党和政府完成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任务，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对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于编写伟大祖国的历史，它也是必不可少的材料。
我国地方文献的产生，历史久远，内容极其繁富，形式多种多样。若按阶段，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古代的形式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犊、帛书、谱谍、碑志、档案、拓片等等；近代的形式有书籍、档案、手稿、印模、簿籍、卷轴、舆图等等；现代和当代的形式有报纸、杂志、图片、画册、传单、表报、票据、文告、函件、照片、唱片、影片、胶卷等等。
地方文献按内容分，有史料、人物及其著作、地区出版物等。
（1）、史料：即古今中外有关研究本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图书资料。
（2）、人物与著作：即是本地区有关对社会建设具有功绩的人士和作品，本地区历代人士的著述和有关这一地区著名人物的史传等。
（3）、出版物：即包括一切在本地区编印的书刊，不论是公开或不公开发行的各种出版品。从一地的出版物中，可以看到该地区的出版情况、出版物的思想内容、制作方向。
地方文献还可分为图片、资料、书籍这样三大类型：
（1）、图片：是指一个地区历史沿革，典章制度、风土人情、语言文字、文物、名胜古迹的图片、照片、碑志、拓片等。
（2）、资料：即是有关一个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教育的记载文字，如档案、文告、传单、谱谍、标贴、版片、剪贴、信函、唱片等。
（3）、书籍：主要指地方史志著述。它是地方资料和区域性的历史地理著作的总汇。
方志最早以地理书的形式出现，逐渐涉及历史，并把有关地方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政治、财政、文教、司法、民族、宗教、人物、艺文、古道等各种资料收录起来，演变成为一种区域的史志。所以，方志最能体现出某一区域的特点，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地方文献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
方志，在地方文献的范围内占着一个很大的比重。方志的构成材料大部分来自现实（在此指旧方志而言），这就在客观上保存了一部分地方状况的真实性。因此，它的内容不仅比官修的一统志或地理志更为丰富，而且在歪曲现实的程度上，也比受封建王朝严密监督而编修的历代一统志小得多，这样，地方志所保存的材料在今天就有多方面的作用。
在方志中包含有农民革命的史料，少数民族史料、经济史料、物产资料、科学资料、人物传记、文化艺术文献等，内容十分丰富。农民革命活动情况，在方志中或详或略地将其记载了下来。元朝末年，白莲教首领韩林儿聚义起兵，在开封做了七、八年皇帝。这一史实的很多部分在正史上是缺载的，但在明代河北《栾城县志》中不仅有详细的记载，并且还有韩林儿的传记。宋代浙江方腊起义的资料，明万历的《新昌县志》、嘉靖的《温州县志》都有记载。陕西《米脂县志）、《延安府志》、《宝鸡县志》和甘肃《成县志》等记载有关明末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斗争历史更是屡见不鲜。广东《番禹县志》中对广州三元里人民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三十日痛惩英国侵略者以及敌人狼狈逃窜的情况，有一段扼要的记述：“初十晓，英吉利兵大至，村农拟与决战，振臂一呼，锄耒尤 棘矜，至者以十万计。忽大雨如注竟夕，彼火药尽湿，枪无所施，且水满泥深路歧，奔路稻畦中或窜伏豆篱瓜圃，不知其数，村农悉脔割焉。有酋豪宝刀银甲，馘以献。”充分表现了广东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英勇打击外来侵略者的爱国精神。
方志中关于少数民族的资料，有些纂修人虽有武断和带有偏见的成分，但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少数民族的形成和生活特点等，都有重大的作用。如有关瑶族的生活习俗、服饰生活习惯等情况，广东海南岛的《乳源县志》中就有记载。广东《潮州府志》也有关于畲族的记载。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根据《乳源县志》等编辑了《古代黎族历史资料》一书。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提到的“平武藏人”即白马人的族属论断，就是由四川《龙安府志》和甘肃《文县县志》中取得的资料，如《文县县志》（清光绪二年修本）中说：“白马峪在县西南五十里，古白马氏地。”从甘川交界地的这些方志中，我们可以查知平武，南坪、文县一带，自古就是白马氏的住地；其中关于这一民族的居住、服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记录，为考证其族属提供了历史资料。有关世袭土司的资料，湖南《永顺府志》载有：“土司自称日本爵，土民称之曰爵爷。出则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伏道旁。即有谴责诛杀，咸惴惴听命，莫敢违抗，”还有《保靖县志》、《桑植县志》都对开平四年（910年）至清雍正六年（1728年）起自五季梁延袭818年的彭氏土司有详细的记载。又如甘肃、青海交界处的鲁氏土司在《甘肃省通志稿》中也有记载。广西《思陵土州志》、《凭祥土州乡土志》虽然简略，却是单独的土司地方志书。
方志不但给各朝代修国史、断代史、会典、一统志、地理志、会要、类书、辞书等供以参考，如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引用方志资料颇多。同时，给历史上的学者撰写专著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清代学者顾炎武根据一千多部地方志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是一部类似经济资料的汇编，另一部《肇城书》（四十卷）是历史地理著作，他是利用方志汇总资料的开创者。清代甘肃武威张谢辑的《二酉堂丛书》，是西北各地的古代文献著述，收录有《凉州异物志》、《西河记》、《河州记》等书的辑佚本，并加以考释。近人湖北省蒲圻张国淦成书的《中国古方志考》，采录了元代以前全国地方志约四千余种。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材料的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形态的内部关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则对于现实的运动必不能有适当的叙述。”（《资本论》第一卷·跋）。建国以后，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大专院校等教学科研单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参阅了大量的方志材料，写成了各种专著。如在天文气象方面，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编辑的《中国天文气象总表》、《中国天文史料汇编》，中央气象台编辑的《五百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中国古天象纪年总表》等。 在我国历史上，从公元前十二世纪到现在的三千多年中，曾发生过连绵不绝的地震，史料记载破坏性地震达八百八十余次之多。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辑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就是根据八千余种地方文献辑录的。其中除采用正史、别史、杂录、笔记、诗文集等二千三百余种外，地方志就占了五千六百余种，共获得数以万计的地震记载；此书后来又校补为《中国地震资料汇编》。
方志中有关物产方面的记载是很多的，可以直接和”四化”建设联系起来。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从八千多种地方志中摘录出数千万字的资料，辑成了四百多册的《方志物产》，一百二十册的《方志综合资料》；地质学家章演存先生经过几十年的资料收集，辑录了矿产资料达数十万字的《古矿录》。北京图书馆根据方志资料编出了《祖国二千年前铁矿开采锻冶》、《中国古今铜矿录》两种资料。
方志中不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各地的矿产和矿藏，而且记载了各种产品加工制造的经验和方法。甘肃《玉门县志》、四川《荣县志》、辽宁《抚顺县志略》、陕西的《延安府志》和《延长县志》，都有石油的记载，现在这些地方出产的石油正在造福于国家和人民。
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了解一个时代历史的关键。在宋代“盐”的产销制度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戴裔煊《宋代钱盐制度研究》好多资料都源于方志，引用《通州直隶州志》、《江南通志》、《富阳县志》等华东沿海一带的方志不下几十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采用方志资料达二百六十多种，档案、官书、史传、图录、风土杂著、政书、文集笔记等资料一百六十一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少数民族有五十五个。在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汉族和少数民族聚居一起，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为保卫和建设祖国做出了贡献。对少数民族文化、经济、风俗和历史发展，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在宋恩常著《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有关《文山州壮族社会及其婚姻习俗》一文中，就采用了《广南县志》、《马关县志》、《邱壮县志》的有关民户、风俗、人种等几种方面的方志资料。研究民族史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在民族社会调查中所发现的有关问题，若没有大量实录的文献资料，解决问题是比较困难的。《西南彝志》是近年发现的彝文巨著，它记载了彝族先民的大量历史活动，为研究明清两代彝族社会史提供了有力的传证，胡庆均同志采集了《贵州通志》、《四川通志》及《大定县志》等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五十余种方志中有关彝族的资料和《西南彝志》，新著了《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为全面研究彝族社会史做了基础工作。
其他的有关地方上的杰出人物，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方志中不仅给立传，而且还有表彰，因此，有许多为正史所不记载或不详记的人物，往往能在地方志中找到。在方志中，文化艺术文献方面所录有的金石、舞蹈、乐器、歌谣、农谚和诗文等，其数量也是相当多的。
解放以来，西北地区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国家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各项建设勃然兴起。如对黄河、长江源头的勘测，黄河水系及流量的探测，青藏公路路线的实地勘查，黄河上游龙羊峡水库和刘家峡水电站的兴建和有关地震资料的汇编，新疆塔里木盆地的综合考察，白龙江流域森林资源的调查，修建兰包铁路时对腾格里沙漠的治理，白银、金川两大有色金属矿区的勘探和建设，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石油地质的再探测，祁连山区第四纪冰期冰川冻土考察，……总之，西北地方文献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科技事业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同时西北地方文献为地处宁夏、内蒙的阿拉善旗解决了边界问题，为本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丝绸之路（中西交通）、石窟艺术、居延、高昌遗址、史前考古、汉简文物等等资料，对进一步发掘研究文化遗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为配合艺术创作、突出地方特色，提供了有关的素材，如西安话剧团、甘肃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获奖剧本《西安事变》，宁夏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歌剧《曼苏尔》，甘肃省歌舞团创作演出的舞剧《丝路花雨》等。尤其是《丝》剧的人物造型、服装、舞台美术设计、头饰制作等，借助原始素材，加深了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唤起了人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三
历史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继承性。所谓继承，是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作基础的。没有前人的摸索，没有对旧事物的批判和扬弃，也就没有发展和创新。我们从古代、近代的地方文献中去其糟粕，用其精华，在科学和经济上已发挥了巨大效益。但在收集、利用现代地方文献的工作中，还不够完善。这一工作曾经十年动乱的干扰，现在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开始地方党史的建设工作。由于在一些环节上资料不足，造成某些提法的欠妥。例如王复生烈士，系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五四”运动前夕在北京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一起发起组织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于1922年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在此期间传播革命理论，发展了一批革命青年，为陕西关中渭华地区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36年8月在东北黑龙江被日本宪兵杀害。鉴于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他的身份不便公开，造成了今天个别人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现象。现已引起中共云南省委重视，对他的事迹重新进行调查，取得了可靠的资料，订正了这一事实的失误。再如张一悟同志，系中共早期党员，甘肃党的创建人，生前谦逊朴实，不务虚名，学识丰富，处事严谨，由于长期从事地下活动，很少讲述自己所做的工作，即是熟悉他的同志和亲友，也只能通过观察到的情况得到某一片断的认识。解放初期，他病情加重，其生平事迹没有来得及详尽陈述，因此，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他的资料，也是一般概括的叙述，其中难免有漏误。不过现代、当代的地方文献资料，毕竟年代距离不远，只要组织人力，抓紧时机积极挖掘、搜集和整理，很快会充实完善起来的。
地方文献是国家文献的一部分，是历史文献的一部分，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极其珍贵。我们必须大量收集，加意保存，认真了解，积极发掘，充分利用，进一步搞好地方文献工作，使其在四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出处〕 图书与情报 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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