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的发言
主导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潮流的是革命者的浪漫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抒情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汉语诗歌属于一个广阔激烈的反传统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诗歌就根本上说，它是对古典诗歌的革命，它是以非诗的姿态进入历史的。在中国，所谓“诗的”，曾经有过一个为全体诗人共同遵守的象征系统和格律形式，但在新诗中，这一传统荡然无存了，诗人们试图在现代汉语和日常语言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使诗歌可以更亲和地表达我们时代的想象力、存在状况和复杂感情。但在二十世纪，诗人们认为诗歌作为改造社会、拯救危难中的民族和国家的诸多工具之一比它作为纯粹的诗歌更加重要。诗人自命为“灵魂的工程师”，负有医生、战士、宣传员、政委和民众导师的责任。一方面革命诗歌受到苏俄诗歌的影响，其主题是未来主义的，其感情是浪漫的和愤世嫉俗的，其语言是暴力的、大众化的和标语式的。另一方面，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的诗歌则受到欧美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情调是感伤的、语言则有朦胧的色彩，它的表现软弱无力。作为最杰出的诗人，艾青的诗歌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现实主义，他对汉语日常口语的出色运用，使诗歌革命露出了希望的曙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诗歌中比较具有纯诗因素的小资产阶级的抒情主义消失了，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是革命者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到达极致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彻底“非诗的”东西。真正的诗人在中国曾经遭受了地狱般的磨难，那种环境为我这一代诗人所亲历，写纯粹的诗本身就是犯罪行为之一。
70年代末，与红卫兵同时代的北岛一代诗人的崛起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抒情主义的复活。北岛们被称为“朦胧诗”的诗歌重返象征主义的传统，通过曲折隐晦的修辞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北岛一代诗人的诗歌继承了抒情主义和未来主义的传统，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现代主义的先驱。这些同样相信“生活在别处”的诗歌中的“未来”比革命者诗歌的“未来”更现实，它以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作为基础。它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右派立场的时候非常有力量，它开辟了中国当代诗歌新的一页。但在这种诗歌发现对意识形态的反抗并非诗歌的基本任务而转向纯诗的时候，读者发现它们往往成为修辞游戏，它与日常生活和存在的关系非常苍白，在阅读上由于隐喻系统的晦涩经常使读者感到理解的障碍与隔膜。后期朦胧诗更多的影响是在西方汉学界，它们为中国当代诗歌塑造了一个缺乏幽默感和血肉之躯的神秘莫测的飘渺形象。而同时，在中国大陆，它们也被学院奉为诗歌正宗。
更有实质意义的诗歌实验和创造性来自北岛之后的一代中国大陆诗人。在这些诗人那里，诗歌的主题从国家、时代、大文化转向了个人、地方、家、日常生活和传统。在中国，这些通过办地下诗歌刊物获得声誉的诗人被批评家称为“第三代”诗人。主张“诗到语言为止”，“反抒情”，他们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抒情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现代传统表示怀疑，诗人们提出诗歌应该“从隐喻后退”， 拒绝诗歌为先验的本质、既成的意义服务。诗歌应该从语言开始的地方开始。第三代人的诗歌一开始就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这并非仅仅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中国诗歌中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派不同的是它是一种重返中国传统的先锋派。诗人们受到传统的道家思想和某些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存在主义在过去二十年中已经在汉语诗人中间被本土化，这两者的结合是中国后现代诗歌的哲学背景。他们主张具体、客观、冷静地处理语言，更注意世界作为局部而不是整体的非本质、不可释义的存在，更注意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注意如何写而不是写什么。第三代人以降的汉语诗歌与过去升华、高蹈的倾向不同，它呈现了一种下倾的姿态，（在更年轻的诗人那里，诗歌的身体性，题材的也是话语方式的——被更加强调）。在内容上，这些诗歌更关注生命如何在世界上存在，更关注存在和生命的真相，语言如何统治着生命，与过去诗歌常常是大人物对芸芸众生的教训不同，它是具有中国式的“后现代特征”的小人物、普通人的诗歌、其姿态是反讽、富于幽默感和谦卑的，其朴实无华的感情反对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其语言更侧重口语、肉感、感受性、具体、动作性、客观叙述、叙事性、注意散文、戏剧、小说的因素与诗性的结合。第三代人的写作活动使汉语重新成为一种生活的语言、富有幽默感和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的语言。在过去的、包括北岛一代人的传统里面，这种诗歌是非历史的，它的口语化、它的世俗精神、它对“高雅美学”“意识形态美学”的蔑视等等。但在诗歌历史的基本向度上，这些诗歌却以一种与中国古典诗歌完全不同的形式实现着与那个伟大传统的暗合。诗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左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喧嚣，而是关于人生和世界、关于永恒的充满智慧和幽默感的日常谈话。中国当代的学院美学至今依然坚持拒绝"第三代"诗歌，它们一致被暗示为“非诗”的，不“正派”的。但在读者中，第三代诗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今天在中国国内最活跃的诗人是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的诗人。第三代诗人开辟的诗歌方向已经成为传统，深入到更年轻的诗人们的写作中，并获得更丰富的扩展。在中国，诗人们已经不太担心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在写作上，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网络已经吸引了诗人们的注意，数十个诗歌网站在过去三年里面逐步建立起来，它们大都是非官方的民间的诗歌网站，这使得作品发的发表和争论更为自由。但在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推行，诗歌的读者也在急剧下降，中国曾经是一个只要是知识分子就必然是诗人的社会。但今天诗歌越来越专业化，其受到的冷落具有讽刺意义，当诗歌真正成为诗歌的时候，读者却在消失。而过去，例如1966年的革命时期，这个国家曾经几乎是全民都喜欢以“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当然。令诗人们感到乐观的是，高质量的读者群也正在日益巩固。
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在瑞典奈赫国际诗歌节上的发言
二十世纪末在中国前卫诗人之间爆发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争论。当然，并非所有的诗人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但是可以说，中国那些最重要的诗人都参与了这个争论。五十年代以来，所有的诗歌争论都发生在行政者和作者之间，但这一次不同，这是一场发生在作者内部的争论，中国舆论界看不出它的价值所在，他们习惯于所有争论都是保卫或企图颠覆意识形态的。争论的一方称为“民间立场”，这个词不是“大众”的意思，它在非官方的、口语和母语的、非时代性的、生活的日常性、普遍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诗人拒绝在诗歌中加入任何意识形态的因素，诗就是诗，诗人高于知识分子。这些诗人主张诗歌应该从汉语的日常语言中获得活力，强调诗歌的原创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诗人具有捍卫母语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色彩。争论的另一方称为“知识分子”写作，这些诗人主张“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诗人”。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立场，暗示的是诗歌应该以翻译过来的西方诗歌为标尺，以及诗歌国际化的渴望。在世纪初，诗人们争论的是如何学习西方与如何革新传统，主张全盘西化的诗人被视为激进的，主张坚持传统的诗人被视为保守的。但在世纪末的争论中，这一情况已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那些企图复兴古典诗歌传统的并创造新尺度的诗人被视为激进和捣乱，学院诗歌教授更在国家文学史中指责其为错误。而那些通过对翻译过来的西方诗歌的学习获得了正统地位的诗人则扮演着诗歌秩序维护者的形象。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争论看成是现代派和后现代之间的争论。这个争论反映着中国诗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更为深刻的思考、影响的焦虑、创造的迷惘、身份的认同、对传统和革命的重新认识、以及复兴汉语诗歌的不同方式和理想。
2002年7月3日星期日在昆明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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