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解释框架的新闻传播四维结构

作为解释框架的新闻传播四维结构

　[内容提要]：本文以美国学者怀特的“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为基础，但却不以传播者的把关为关注中心，而是根据新闻传播过程的现实，同时考量四个维度：信息强度、传播者视野度、受众关注度与现实真性度，从而将新闻传播置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在矛盾运动中来为新闻传播提供一个合乎实际的解释。新闻传播的四维结构在修正怀特模式的基础上，意在作为解释框架。
[关键词]：模式 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 新闻传播四维结构
美国传播学者赛佛林与坦卡德在《大众传播：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指出：“我们给模式（model）下的定义是‘对真实世界理论化和简约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引用了多伊奇对模式的观点：模式是“一种符号的结构和操作的规则，它用来将已存在的结构或过程中的相关要点联系起来。”[1]可见，传播模式也就是对传播结构、过程、效果等进行理论化和简约化的表达式，以此来将传播结构、过程、效果等等中的相关要点联系起来。80年代初出版的由麦奎尔和温德尔所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一书就精心选择了48种最具代表性的模式，予以介绍。可以说，建构传播模式早已成为了传播学的一大学科特色，各种模式还在不断地出现。

建立传播模式是有用的。谈及此时，麦奎尔和温德尔说：“我们认为模式主要是思想的辅助工具，特别适用于传播研究。……因此，模式的引人之处在于能够‘画’一些‘线条’来表示我们已知确实存在但无法看到的联系，并能用其它的手段来显示关系的结构、局部解剖图、强度和方向。” [2]简言之，“模式能提供我们考虑问题的框架”。[3]
1949年传播学者怀特对美国某小报的某电讯编辑（telegraph wire editor）的工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个案调查。该编辑从接收的11910英寸电讯稿中选用了1297英寸，不足11%。在此研究的基础上，1950年怀特将“把关人”（或译“守门人”）概念引入新闻研究领域，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模式，如下图：

这一模式说明了这样几点：其一，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是从新闻信源中选取一部分进行报道；其二，大众传媒组织形成一道“关口”即“门区”（gate area），它指出了某些新闻得以通过“门区”而另一些新闻则被挡在门外从而遭舍弃这样一个事实。
怀特的新闻选择把关模式是一个很简单的模式。言其简单，笔者认为，它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它指出了“把关”这一新闻选择的特定事实，但是它并未很好地展示模式中关涉的“新闻”、“门区”与“受众”之间是如何围绕由掌管“门区”的传播者施行的“把关”来展开几者关系的。因而，怀特模式，虽然源自于对“新闻传播”现实的考察，但因其视点聚焦于“新闻传播者”而显偏狭，由此，如果以“模式能提供我们考虑问题的框架”为标准，它也就只能为新闻传播的现实运动提供一个相当有限的解释框架。正如《传播与媒介研究词典》（A Dctionar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所说的：“今天，该模式只是作为把关分析的出发点而被人接受的。确实，学者通过增加一些怀特没有涉及到的重要因素——比如限制与指导大众传播的组织因素——来继承发扬它，这又是有用的。” [4]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笔者尝试着对怀特模式作一点修正。笔者在保持怀特模式基本元素的基础上，加进了四个维度，即“信息强度”、“传播者视野度”、“受众关注度”与“现实真性度”，两者叠加即为笔者所论之“新闻传播四维结构”，如下图：

对于建立“新闻传播四维结构”模式的理由或意图简要说明如下：
其一，以怀特的新闻选择把关模式为基础，将视野放扩，意在提供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新闻传播模式。换言之，新闻传播四维结构是一个解释框架。
其二，“新闻传播四维结构”是一个过程性模式。尊重新闻传播的现实过程：“新闻信息”→“传播者”→“受众”。在作修正之时，笔者尽可能坚持麦奎尔他们所言的“功能性模式”的要求，“理由很简单，因为一切传播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动态的，都包含了某些过程或变动的要素”，同时又努力避免、克服两种弱点：或者把“视野局限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或者“使某些关于一种模式的构成或运行中的过程的假设（这些假设开始时是有问题的，但却是基本的）永恒化” [5]和僵化。只有这样，才算得是在尊重新闻传播的现实过程。
其三，新闻传播四维结构这一过程性模式的现实展开所依赖的是“新闻—传播者”、“传播者—受众”、“受众—新闻”等几对矛盾的运动，即在矛盾运动中建构新闻传播的四维结构，在矛盾运动中，解释框架才具有不同传播关系和不同传播情境下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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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既然是作为解释框架，那就应当将“信息强度”、“传播者视野度”、“受众关注度”、“现实反映的真性度”几者同时视为变量，不同的变化说明不同的新闻传播关系与不同的传播情境，几个变量之间在新闻传播的矛盾运动中交织出复杂的自变量、因变量关系——通俗点说，因果关系。这就避免了那种单以传播者或单以受众为新闻传播中心的模式在解释力方面的局限性。当然，“度”的提法本身就表明了变量性，因为照哲学的理解，度就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限度。
接下来，笔者对新闻传播四维结构的四维作一说明：
我们说决定新闻传播与不传播的是新闻传播者，这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新闻作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6]，事实本身往往能突破传播者的选择。怎样突破？笔者以为，这靠的是事实信息具有的强度。信息的强度，较具有操作性的是众多的事实信息间的比较性强度。在新闻传播结构中，考量信息强度具有两方面的必要性。一方面，新闻信息虽然是传播者报道的客体，但它却有着自己的信息强度（或曰力度），同时，传播者作为新闻传播主体，接受者作为新闻接受主体，在新闻“传播—接受”格局和过程中都是变量，他们对于某些特定的新闻信息未必具有接近一致的认知、判断与需求，所以，比较新闻信息的强度也就实为必要了。尤其需要考量三个方面：第一，信息合传播者的目的性的程度；第二，信息合受众目的性的程度；第三，信息在社会变动中的可代表性的程度。这是考量信息强度的主观必要性。另一方面，按照奈斯比特的“新闻洞”原理，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的报纸所能用于刊登新闻的版面是相对固定的，因而必须在众多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中作出强迫性选择。这是考量信息强度的客观必要性。鉴于此，一般原理是：传播者尽可能地选择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来编码成新闻并传播给受众。这就是信息在以自身的强度突破传播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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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者在选择把关新闻时，其视野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传播者视野度主要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个方面。从内在方面看，它在业务的层面首先表现为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尽管学界对“新闻价值”的定义至今未有共识，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在实际的新闻传播中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与运用。这种判断与运用通常是将新闻价值分解成若干构成要素，并围绕着新闻价值要素而进行把关选择的。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看法较为一致，主要有：重要性、显著性、及时性、接近性和人情味等。美国学者盖尔顿和鲁奇认为，传播者在用新闻价值要素作筛选时通常是根据三种假设来操作的：附加性假设、补充性假设与排除性假设。[7]单单看到传播者视野度中的新闻价值选择是不够的。在这之后，还必须看到更为具有市场意义的传媒定位的决定作用。毫无疑问，这是决定传播者视野度的又一内在方面。认清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同的报纸在报道新闻方面各有特色。笔者认为，正是传播者在选择新闻时主动的、自觉的特定定位决定着传播者的视野度，而且，传媒定位规定的视野度较之于新闻价值视野度更为根本。如果说，新闻价值视野度是同信息强度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体现为强迫性选择的话，那么，传媒定位视野度则明显地就是一种适应性选择。外在方面，传播者视野度主要是由结构性关系决定着。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政治系统对传播者视野度的制约。象我国新闻事业的“党、政府、人民的喉舌”的性质也就从根本上为传播者新闻选择的视野度规束了范围。在传播学上，这属于传播的社会控制范畴。
再说受众的关注度一维。很多的传播模式在建构之时要么将受众视为消极、被动的，要么视为积极、主动的。前者如“枪弹论模式”，即“刺激（S）→反应（R）”模式，后来的“议题设置”模式的基本假设也是将受众视为被动的。后者典型的如“使用—满足论”。其实，在笔者看来，受众是一个有很多层次的系统，受众中既有消极被动者，又有积极主动者，就是同一受众个体有时或在有的问题上或者为消极被动或者为积极主动，这恐怕才是真实的受众现实。那么，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受众对信息的关注度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受众关注度的大小与强弱直接关系到传播者把关后的新闻的传播效果。而受众关注度的变动又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受众自身的兴趣、爱好与需求；其二，由长期的传播所培养的有着一定稳定性的受众信息关注特征或个性。具体到每一次新闻传播而言，受众关注度有一个满足与不予满足，或满足的程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导源于新闻信息的强度同受众的关系，而传播者的视野度最终决定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关注度能否得到满足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因果关系：其一，受众与新闻信息的认知需求关系；其二，由传播者视野度展开的新闻把关与受众关注度的满足关系；第一种因果关系是最根源性的，第二种因果关系则是现实新闻传播的——通常也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性的——新闻传播形态。在传播过程中，这些都是变量性的，需要具体分析相关维度的运动状况。
所谓“现实的真性度”指的就是由新闻传播所反映的现实的真性度，换言之，新闻传播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早在1920年代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就在《舆论学》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用以指称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环境——媒介环境。“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性事件或信息进行加工和选择、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8]媒介环境不同于现实环境，但它们二者又是两相沟连的，沟连的途径就是：现实反映的真性。有了这一维度，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新闻事实在经由传播者传播给受众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现实中。这一过程也就是新闻的社会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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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维度里，关键的问题是，现实的真性度同传播者和受众关系都十分紧密，这两个主体的变量性如何是解释现实真性度如何的重要参量。现实真性度内在地要求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得以报道。信息强度大的事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它进行报道也就能“提示”出新近的变动状况。而最终决定报道或不予报道的主要还是传播者，同时，怎样进行报道的权能也由传播者掌握着。按照英国著名的传播批判学派学者霍尔（Hall）的构连理论（articulation theory）,“媒介所报道的事件，事实上并非事件本身，而是媒介者将一些语言符号‘连结’在一起，以传递某种意义。” [9]斯蒂文·小约翰在《传播理论》中则没象贺尔那样为了强调传播者所要附加的“意义”而绝对地否定传播的事实性，他认为：“一个传播者总是有两个层次的意图。信息性意图是为了让听话者知道某事，而传播性意图则是使听话者意识到他说某句话的目的。” [10]笔者认为，对于传播者来说，提示什么不提示什么，怎样提示，确实是有着新闻事实之外“意义”的，且这种意义随着新闻事实融入了媒介“拟态环境”。我们说，新闻报道是以受众为目标指向的，因而，传播者建构起的“拟态环境”实际上是受众面对的需要读解需要感知的“符号环境”。受众通过读解感知传播者建构的“拟态环境”形成自我对“现实的图景（心像）”，进而作用于现实环境。需指出的是，受众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于被动型受众而言，可能被动地认同、接受媒介提示的“拟态环境”，并主要依据媒介环境作用于现实；对于主动型受众而言，可能就有一个对媒介环境的个体主观定义——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称为“情境定义”（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托马斯定理”说：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该情境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11]可见，在主动型受众那里，现实真性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模式图也明确地显示了一点：新闻本源于受众总体，经由传播者后最后又回到受众总体（即“M→M”）。而且，鉴于“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藤竹晓），[12]努力保持新闻报道真性地反映现实就尤为必要。

笔者建立“新闻传播四维结构”意在作为解释框架，而要起到解释的功能就必须能反映新闻传播现实运动中的矛盾。很明显，该模式有两点是突出的：一、新闻按照线形方向流动，这符合“传播—接受”的现实；二、四个维度间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处于传播过程之中，矛盾交织出不同的传播情境。具体说来，矛盾主要有：
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有可能不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对该信息又可能具有高关注度；
信息强度小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有可能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并不关注；
信息强度大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传播者让其通过“门区”，但受众可能消极被动而并不关心；
信息强度小的新闻事实（或新闻）但却为受众所关注，传播者把关面临矛盾：让其过门，则适应性选择可能挤掉更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不让其过门，则相当程度上损失了受众的关注；
信息强度与传播者视野度的矛盾直接关涉到现实真性度，而同时，新闻在媒介化后又直接关乎受众的“现实图景（心像）”的建构；…… ……
可见，新闻传播四维结构的解释力正在于：为矛盾运动着的传播现实提供解释框架。
另外，笔者认为，该模式能统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议程设置理论”，这体现在传播者那里；能统合“选择性过程”理论、“使用—满足理论”、“传播效果的心像理论”，这体现在受众那里；还能统合“信息寻求模式论”，这同时体现在传播者和受众那里，其中，传播者的信息寻求一般会主动地顺应受众的信息寻求趋向。这样一来，将该模式当成解释框架来运用之时，就不至于勉为其难地将一种理论假设贯彻到底从而陷入“使某些关于一种模式的构成或运行中的过程的假设永恒化” [13]和僵化的尴尬，因为可根据不同的传播现实，同时考量不同的变量，从而对传播现实作出符合不同情境的描述。
[参考文献]
[1]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P44 华夏出版社2000年
[2] 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P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3] 赛佛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P44 华夏出版社2000年
[4] James Watson and Anne Hill 《A Dictionary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Fourth Edition,1997)P248
[5] 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P3-4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6]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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