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俄院士“俄罗斯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报告

评俄院士“俄罗斯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报告

真实的的问题揭示,　表浅的历史追问──评俄罗斯院士的报告

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搏列尼科夫于2003年10月27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报告厅,　给社科院学生和部分党政官员、高校教师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并回答了有关提问。报告记录稿已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　并被世纪沙龙于11日1日转贴。标题叫《俄罗斯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搏列尼科夫报告会》。但确切的内容,　应如报告人所示,　是讲“俄罗斯现状与前景”,“最重要的是谈俄罗斯的前景”。报告并未明确标示“经验与教训”,　这需由听众和读者悟出。下面谈谈我读记录稿的感想,　与感兴趣的读者交流,　并向相关专家请教。

也许我孤陋寡闻,　报告是我所见到的一种较全面介绍俄国现状的资料,　尤其是对存在问题的揭示,　提供了许多数据。据我接触的其他资料,　感到介绍尚较客观,　迹近真实现状。他讲了俄罗斯改革的许多问题,　诸如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大规模的非工业化,　一系列人员伤亡事故,　科技人员外流,　经济原材料化,　农业物质技术基础丧失,　外债惊人,　社会保障体系缺乏,　吸毒,、酗酒,、患病、流浪者多多,　犯罪急剧增加,　国家机构大规模腐败,　政府与居民间缺乏信任和有效互动,　人民失望情绪增加,　对政治冷漠,　社会道德基础丧失，人口锐减,　死亡率提高,　超级大国地位丧失,　等等。他的结论是：当今俄罗斯社会制度抛弃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好的部分。

其实,　以上问题,　也是许多国家转型期大多存在的问题。即使在院士不乏憧憬、被认为改革成功的中国,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因此,　不能据此判定改革“走进死胡同”。相反,　报告对改革的成绩却极少提及,　但既然介绍“现状”,　就不应罔顾于此。报告也承认,　在当今俄罗斯,　学者可自由批评改革,　“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方法和措施”;　允许存在反对党俄共;　“对斯大林的看法变得比较符合实际”;　还有他没有提到的权力制衡框架,　这些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最好部分吗?　这些,　在苏联时期能存在吗?　什么是社会主义“最好的部分”?　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广泛民主和共同富裕。它们在苏联存在过吗?　“抛弃”云云,　就不太确切。苏联确曾存在较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充分就业,　尽管有平均主义和政治依附弊端,　姑且承认它是社会主义成分。而据有关资料显示,　在当今许多俄国城市,　仍然保留了某些公共福利,　并未全部“抛弃”。历史走过了“之”字形,　在逐渐走向合题。

不知院士是否为俄共成员,　但其同情、赞赏俄共之情却跃然纸上。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职业道德,　却使他基本恪守科学态度,　不以意识形态立场剪裁、歪曲事实,　其观点也并不太极端。如他承认俄共只能获得20%至30%的选票,　也不可能在近期掌权。他也承认,　“大多数的俄罗斯居民一方面不希望恢复过去的苏联制度,　另一方面也坚决拒绝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他也承认,　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形势有了一些好转”。虽然他也说过“彻底拒绝”、“坚决抛弃”自由派政策一类偏激的话,　却在具体论述中对自由主义政策作了若干肯定。这也许是学术良知战胜了意识形态偏见吧。尽管他反对党派过多,　却也承认“有几个党派的存在是民主的必要原则”；他也同意立法、司法和护法的分置；也并不反对新闻自由和其他言论自由;　他反对为极少数人谋利的自由主义,　拥护为“全体俄罗斯人利益服务”的政策。这些立场和观点,　不表明他试图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好的部分”融合起来吗?　这种观点,　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能公开发表吗?　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　能笼统说社会“倒退了二三十年”吗？

但不管怎么说,　院士毕竟未因其政治倾向而抹煞、歪曲基本社会事实,　至于如何解释、评价事实则另当别论,　也允许见仁见智。而掩盖、篡改事实,　拿着不是当理说,　却是一切极权主义文人的通病。我们在大量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苏东事变研究中,　能经常见到这种学术癌肿。从极权社会走出来的院士,　却未患上这种癌肿,　这既是他个人的幸运,　也是时代的进步,　可赞可叹,　可喜可贺。

报告的重点,　是提出“对俄罗斯的现状进行根本性改变”应采取的措施。如张扬为全体俄罗斯人谋利益的原则;　培养能够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家阶层;　对行政体制进行社会监督,　建立职位追究制;　完善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变生产和出口原材料倾向；严厉打击犯罪；完善立法、司法和护法;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就均是有的放矢、切实可行的建议。

但其中有些思路,　似也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

院士认为,　在苏联时期,　“我们至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发展的构想”，而现在却不知“明天和未来是什么”。目标和构想固然不可或缺，但苏联式“目标”、“构想”的渺茫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早已人所共知。提出目标和构想并不难，难在既宏阔又务实,　政府与人民达成共识，并有实现的恰当步骤与措施,　尤其需要群众评价与矫正机制。这些,　苏联时期并不存在。因此,　什么“发达社会主义”、“成熟社会主义”,　也就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其实,　当今俄罗斯也并非缺乏目标和构想。报告不也指出,　普京总统有一个“具有高效的经济,　正常的民主制度,　有受生活保障的社会生活领域,　使俄罗斯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和威望”的“战略目标”吗?　问题在于怎样落实它,　怎样保证随时倾听群众的呼声,　避免权贵资本主义化和寡头统治。

院士十分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反对“把公民社会与强有力的国家对立起来”,　这原则上是十分正确的。这二者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没有公民社会的强大国家,　是外强中干、不长久、不稳固的,　苏联的命运就是如此；政府软弱的公民社会,　则会导至无政府主义和一盘散沙,　如苏联解体后一度时间的状况。但通观报告,　院士似有国家权威主义倾向。如念念不忘昔日“超级大国”地位。这种地位究竟给苏联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和幸福?　国强一定会民富吗?　他还要求国家“对社会的全部进程进行积极干预”,　“把所有的新闻媒体全部实行国有化”,　这早已由苏联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也决非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最好的部分”。院士一方面呼吁“媒体国有化”,　一方面又要求监督媒体即“防止国家滥用权力”,　这怎能办得到?　历史反复证明,　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　就决不可能有真正强有力的国家。仅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压力量,　靠挥舞原子弹,　并不就等于“强有力”和“国际威望”。这些都有的苏联,　不就在几乎未流血的情况下倾刻瓦解了吗?　不就在庞大的克格勃眼皮底下发生了所谓“天鹅绒革命”吗？

院士声称,　他“不是历史学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他虽然比较真实地揭示了社会问题,　也提出某些可行建议,　却未能深彻地剖析俄罗斯现状的历史渊源,　历史追问极不彻底。论文评俄院士“俄罗斯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报告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h8VT'DCywO# +t`_T}a.R=)[B经济学论文Mz649h}LJHAu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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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　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少数英雄豪杰。对心折的领袖顶礼膜拜,　涂绘上神圣光环,　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他;　又往注把一切失误、挫折和失败,　归咎于一二小人拨乱其间;　或将历史的转机寄望于某人的下台、某人的上台。而不着眼于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制度因素、利益格局和政治势力的起伏消长。

院士报告,　就或明或暗地有此倾向。他寄望于“天才”、“人才”、“出现新的领导人”和“上层政治精英的勇气”,　而不强调制度的改进,　人民民主的扩大,　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和积极参与。他只是要求制定“能够团结全民、为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国家发展战略”,　而未注目于落实和扩大宪法赋予的人民权利。他虽然声言“现在我不追究个人的责任或者提出个人的名字”,　却又“相信”在座各位“都很清楚他们”。他还不断提出“谁之罪”的问题。当与会者提出“您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这样愚蠢、浅薄的问题后,　他一反前诺,　明确给这两人定了“出卖”、“背叛”国家利益罪。这就是说,　这二人不仅有叛国的后果,　还有主观的故意,　他们根本不是爱国者。评价历史人物,　本来就是个十分严肃、艰难的课题,　更何况对诸如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评价,　都关系到一个个时代,　不能简单轻率。在这里,　显然意识形态偏执起作用了。我也无力评价这两个人物。但对于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样重大而又复杂的历史事件,　能以找几个罪魁祸首予以了断吗？就象苏联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斯大林一样,　变革中的问题能归咎于这二人吗？不全面分析历史的合力因素,　能够弄清历史真象吗？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吗？

当然,　院士毕竟是院士。他也列出“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80年代上半期,　他们(指苏共老领导层)越来越老化、僵化,　没有提起新生的血液、新生的力量,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政权形象越来越不好,　也可以说,　当时的苏共领导层是一个封闭的权贵阶层,　他们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不体恤民情和下面的生活”；“在80年代中后期,　俄罗斯社会的确有一种革命性的状态,　象列宁说的,　下层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了,　最上层的统治者又不能控制这种局势。当时的人民、百姓是渴望变革,　当时大家都能够切身感受到这种变革的气息。由于人民对改革的期待,　所以逐渐导致对苏共产生一些否定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　应该说他代表了老百姓强烈变革的愿望,　所以说他有他自己的社会土壤”。可见,　戈尔巴乔夫是由社会土壤、时代潮流推出的人物。接着要问的是,　在苏共那种缺乏民主的机制下,　有可能推出比戈、叶更优秀的人物吗?　他们的上台纯属历史偶然吗?　人们还可以接着追问:　苏共领导层为什么会堕落为权贵阶层?　他们为什么无力将改革引向社会主义方向？苏联人民为什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转折关头,　人民为什么对苏共那么疏远、冷淡？苏共什么时候赋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　对他们进行过民主政治训练?

如果苏共执政时期,　有充分的党内外民主,　允许党内有派别争论,　允许党内外对领导层有法制范围内的政治批评,　有真正的公平竞争和民主选举;　如果在最稳固的斯大林和勃烈日涅夫时期能及时变革;　如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　不镇压异见人士,　还会有后来的一切吗?

当然,　历史没有“如果”,　世上也没有“后悔药”。笔者之所以还是发出“如果”的追问,　是因为如院士所言,　公正的社会主义“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　还有人在为此理想而奋斗,　有些地方还在搞社会主义实验。有些俄国人不也仍然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认清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不也有助于抵制、矫正自由主义弊端吗?　因此之故,　对苏东剧变发出彻底的历史追问,　就决非可有可无了。而是否允许有不同的历史追问,　不将历史研究当作为现实秩序辩护的方便工具,　不也是判定真假社会主义的一个试金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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