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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现阶段，领导干部树立并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其侧重点应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确立权力两重性的理念，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崭新观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开篇就向世人宣告：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紧接着又告诫全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令人深思。它说明：历史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未来；人民选择也不是永不更改的，任何政党都不是天生下来就应当掌权，就能够执政，也不是执了政以后，就千秋万代永远属于你一个政党，而是面临着人民的再次选择或重新选择。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为什么也会面临着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和重大危机？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并掌握政权，是因为它不仅代表着世界上最受剥削、压迫的阶级，而且代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因而它比资产阶级政党更革命、更先进，它能够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而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出现相互倾轧、相互争斗、派系林立的现象，是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所以它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会下台。这一理论便成为共产党执政的理论根基。然而现实却让我们看到，由列宁亲手缔造的、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也会在执政７４年之后，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分裂、解体，乃至下台。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对我们原有的理论根基提出了挑战：无产阶级政党既然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党内也会出现“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也会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解体垮台，乃至被人民和历史重新选择？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共产党执政后手中掌握的权力，除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之外，是否还具有人类某些共同的特性。
过去，我们较多从权力的阶级性出发，去区分剥削阶级与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同之处，教育广大干部要时时牢记共产党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献身、而奋斗的，因而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而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当官作老爷，甚至为个人牟取私利。这一认识与教育的侧重点，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十分正确并卓有成效的。这一理念支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涌现出了“居高位而一贫如洗，理万财而分文不沾”的方志敏，“心里装着人民，惟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在这些英烈和楷模的身上，无不闪耀着共产党人为民献身、为民掌权的光辉品格。然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权力的下放与分散，执政的领导干部手中仍然掌握着更多而更广泛的实权。说得具体一些，就是领导干部手中具有的审批、调拨、分配、人事任免等各种权力，而这种调动人、财、物等资源的大权，在体制转换的条件下，极易出现“以权换钱、权钱交易”等严重的腐败现象。这一现状，使我们不得不从更广阔的视野，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去探究权力自身的特性，从而开辟权力观的新视角，树立适应新时期需要的崭新权力观。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无论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只要你执政，都摆脱不了一个共同的难题——权力的腐蚀。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姓“社”、姓“共”，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的阶级性，因而权力就难以对共产党发生腐蚀作用，或者说共产党天生就具有防范权力腐蚀的免疫力。实际状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整合性和强制性。权力是以专政机器和行政力量为后盾、为基石的，离开了这些，权力将失去威严，丧失威慑力，也就无法将分散的人群和社会组合起来。然而另一方面，权力又具有利益性和诱惑力。因为权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特定的时期内，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这一资源，而多数人不可能得到。这样，少数人便可以享受到多数人所得不到的名誉、地位和特权。这种名誉、地位和特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便可以产生某种机遇——权钱交易的机遇，这种机遇，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就是权力的两重性特征。自古以来，有了国家，这种权力的两重性就像人的影子一样，不可分离地摆在执政者面前，对统治者产生着双向的作用。一方面，统治者既可以利用它治国安邦，为民造福，实现宏伟的志向和社会价值，得到民众的认可与追记。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它祸国殃民，巧取豪夺，为自己、为少数人获取并垄断高官厚禄，甚至不义之财。统治者所产生的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便是权力两重性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权力共性特点的作用下，任何人都逃脱不了它的桎梏。特别是一个党长期执政，时间越长，其早年的励精图治，可能就会逐步转向惰性发展。
由权力的两重性的特点出发，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必须深化“执政为民”的观念，将其具体化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它包含以下四层含义：
一是权为民所属。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主权在天的神权政治，主权在君的君主政治。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批判和反对“神权至上”和“君主至上”的封建专制意识的斗争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全部主权的源泉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一切权力只能来自国民”，即“主权在民”的思想。为什么主权在民而不在天、不在君？人民手中的主权又是从哪里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大自然所赋予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是生而就有的，是不可剥夺、不可侵占的。因而，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人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同等权利。这一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精华，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二是权为民所授。既然权力的主人是人民，那么，授权的主体自然就是广大民众，而不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１０亿人都掌权，只有将自己的主权暂时让渡给自己信得过的人。这种让渡的方式，只能是民主选举，而不能由少数人包办代替。这就要求必须树立授权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授权方式是“群众公认”，而不是上级个别人认可的观念。
三是权为民所用。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就必须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但是，长期以来，在“官本位”体制及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即领导干部“位高权重责任轻”。领导干部可以享受特权，可以一言九鼎，可以超越法规，却不可以被民众质询、问责。这种“潜规则”，极易造成权力层充斥“逐利者”，而非“干事者”，充斥“为己谋利者”，而非“为民谋利者”。只有树立起权责统一的施政理念，才会促使领导干部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为此，必须实行民主用权、科学用权、依法用权，将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置于党规国法之内，用严格而具体的法规、条例界定和限制权力的范围、边界与主体。
四是权为民所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因此，要时时处处受到公众的监督和管理。这种监督和管理的前提与条件，一是过分的权力必须分解，只有分解了权力，实行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才能达到相互监督和制约。二是落实公民的质询权、问责权、撤换权、罢免权等一系列权利，权力既是人民授予的，人民就具有收回权。选举权与罢免等权相联系，相作用，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与监督的链条。上述前提，既包括建立监督和管理的一系列方式与手段，也包括构建权力结构、权力层级、权力运行程序等一整套机制。
由此可见，“权力观”既是一门亟须深化的老课题，也是一项刚刚开启的崭新系统工程。加强思想教育，促使领导干部转变观念，树立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涵，仅仅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一部分。而构建这种崭新观念生成的有效机制，才是治本之策。这同样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出发，去探寻执政党分解、制约和监督自我权力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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