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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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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论文摘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宽泛的、描述性的概念。他指明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关系；认为同一社会基础上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他还力图寻找政治行动中危机和错误产生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原因。葛兰西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把策略的因素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获得了现实的政治意义。葛兰西对于意识形态有关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关键词：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却往往重卢卡奇轻葛兰西，对葛兰西理论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对其理论的哲学立场（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评判，以及对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研究方面，对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为数不多，而且往往把它与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放在一起作为同一理论观点来研究，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理论支撑来论述。所以，有必要对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特别是对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人手，探寻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描述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葛兰西在其代表作《实践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词，并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葛兰西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使“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中性的、描述性的概念，以适合时代与实践的发展。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最高意义上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总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表现在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中，并使它们统一起来的社会集团的社会意识（思想）。他指出：”在这里，人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但得以在世界观的最高意义上使用此词为条件，就是说它默默地表现在艺术、在法律、在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
葛兰西还在各种意义上区分并使用”意识形态“概念。提出”有机的意识形态“和”任意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对二者作了区别。他指出：”人们必然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就是说，那些为一个特定的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在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需的范围内，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在意识形态是随意的范围内，它们只创造个人的‘运动’、论战和如此等等（虽然甚至这些也并非完全无用的，因为它们像一种同真理相对照、证明真理的谬误那样地发挥作用）。“可见，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是意义宽泛的中性词，而且研究得更为细致与深入，这与马克思多在否定意义上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不同。”在他那里，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意识，不再是单纯消极和否定性的，而有可能根据它的革命性而成为积极和肯定性的，或者说，意识形态依照其阶级性而区分为进步的与落后的。“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发展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那时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指唯心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也多是在否定意义上指称这种意识形态，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葛兰西对意识形态进行思考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处于低潮，斯大林主义在俄国开始兴起。“所以，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宽泛意义、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更适合并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更具有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新发展。
二、剖析”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马克思创造性地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生活的反映“这一科学论断给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无疑是具有创见性的重大科学理论。实践的发展使得理论必须与时俱进。在葛兰西生活的时代，葛兰西在研读了大量马克思的著作基础之上，深化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这一基本理论命题，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意识形态的分析和策略的指导，形成了对社会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首先，葛兰西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即思想与活动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影响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人们的思想和活动并不总是一致的。葛兰西指出：”思想和活动之间的这种对照，即两种世界观——一种在言词中得到肯定，另一种则在展开于有效的活动之中——的共存，在这样一些场合，思想和行动之间的对立，不能不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为深刻的对立的表现。它意味着，那个社会集团确实可能具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哪怕只是胚胎状态的，一种表现在行动中的、但却只是偶然地和在刹那间的世界观，当着这个集团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去进行活动的时候，由于它在智力上从属和服从[另一个社会集团]的缘故，却采用了一种不是它自己的、而是从另一个集团那里借来的世界观，但它却在口头上肯定这种世界观并相信它自己在遵循着这种世界观，因为这是它在‘常规时间’内遵循的世界观，也就是当他的行为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从属和服从[另一个集团]的时候遵循的世界观。所以，这就是不能把哲学同政治分离开来的原因。而且人们还能进一步表明，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也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这说明：第一，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是很复杂的问题，它与政治、哲学和信仰都息息相关。第二，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不仅由社会实践所决定，而且受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制约和影响。第三，社会实践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先于社会意识的独立存在，这使得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确立成为更为复杂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实践活动决定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指明了人们如何认同并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在思想与活动发生矛盾时，人们为什么会从多种意识形态中选择、服从某种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长点所在。
其次，葛兰西注重对同一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多种社会思潮的发生、散播及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葛兰西注意到不仅实践、思想和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而且他还研究了”在一切时代都同时存在着许多哲学体系和思潮，这种情形是怎样发生的，这些思潮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是怎样得到散播的，以及在散播的过程中，它们为什么会沿着某些路线、朝着某些方向分裂开来？“社会实践不仅产生了意识形态，而且产生了多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甚至还产生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这是葛兰西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葛兰西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背景下，促成了葛兰西对于不同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同一时代、实践条件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这是在新的时代和实践条件下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贡献。
三、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在同一社会实践中会产生多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出现了在一个国家之内意识形态统一的问题。也就是统治阶级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关于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葛兰西认为：首先，实践哲学有着不同于其它哲学的意识形态统一方向。”一般的内在论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下列事实：它们不能在上层和下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创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实践哲学倾向于不把‘普通人’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水平上，相反地，倒是把他们导向更高的生活概念。“其次，葛兰西指出了在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新世界观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就是说，归根到底是社会的原因）而得到传播的'，但是，形式的要素，逻辑上的融贯性的要素，权威性的要素以及组织的要素，在不论是单个的个人还是一定规模的集团确定了总的方向之后，就立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群众信奉或不信奉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思想方式的合理性和历史性的真正批判的检验。“最后，葛兰西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建设新世界的先导，展示了他对于进步意识形态追求的勇气、信心、希望和对建设新世界的渴望与热情。”一个新世界的开端，尽管它们总是粗糙的和凹凸不平的，却总比旧世界的垂死挣扎和它所产生的绝唱来得好些。“
葛兰西把策略的因素引入意识形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摆脱了抽象的思辨性，获得了现实的政治意义。他认为，首先，”工人们只有获得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才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权。“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进而影响和改造社会实践。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东西方社会的结构不同，所以，在东方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而在西方则不能采取这种形式，西方革命的核心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取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先获得市民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然后才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其次，统一的意识形态是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
葛兰西指出：”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那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不一致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体系才合理地反映出基础的矛盾和描绘出存在着革命化实践的客观条件。“在这里，葛兰西所说的”极权主义“是指”在‘统一的’、‘吸收一切的’意义上“说的。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统一的观点和策略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建设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导和保证，要致力于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社会思想和多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社会因素来实现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四、探寻”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的意识形态原因“
在葛兰西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行动之中也难免会有危机和错误，这其中也会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
首先，葛兰西不回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这一方面展示了葛兰西作为一名实事求是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所拥有的正视危机和错误的理论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本质的继承与发扬，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根本。
其次，葛兰西认为政治行动中的危机和错误并不是完全由社会生活实践决定的，而且社会生活实践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复杂过程，所以”在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时刻，政治都是基础中发展趋向的反映，但这些趋向却并不必定得到实现。对于基础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它走完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之后才能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而在发展过程本身期间，人们只能假设性地进行研究，并以处理假设为明确条件。“在这里，葛兰西一方面指出了意识形态研究过程中实践的非唯一决定性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指明了实践研究的阶段性与不确定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以及关于认识过程的阶段性与无限性原理在实践中的理解和展示。
再次，葛兰西力图寻找错误和危机产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他说：”某一种特定的政治行动可能是统治阶级领导者方面计算上的错误，对于这种错误要由历史的发展，通过指导阶级的议会的和政府的‘危机’来加以纠正和超越。而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却不容许有错误的可能性，认为每一个政治行动都是由基础所决定的，所以是基础的一个实在而永恒的（在实现了的意义上）的变化[的反映].‘错误’的原则是一个复杂的原则：人们所涉及的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计算的基础上的个人的冲动，也同样可能是特定的集团或派别在指导集团内部接管领导权的很不成功的尝试。“可以看出，葛兰西特别关注个人主体和集团主体在主观意识方面和主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意识形态调整以及发挥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来对问题加以解决。这是在实践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在论述中提到的”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这种误解所导致的行为结果是：一切都是由客观基础决定，那么人们便不用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负责，这种观点是必须批判的。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没有一个独立于人和人类社会之外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规律与主体选择的辩证统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种观点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着本质的区别。
总之，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于意识形态有关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启发、警醒等作用，而且使人们能够更清醒地反思在今天如何正确认识、对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它再次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现实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才能有的放矢地指导实践。
浅谈从实践哲学视野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论文
论文摘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作为一门全新的课程，它在这几年的实施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实践哲学的复兴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以实践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回归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本真，对综合实践活动提出了一些要求，有利于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不断走向成熟。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实践哲学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转向，超越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近代的理论哲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它面向人生活的整个世界，关系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这与教育是面向人、培养人的发展的实践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教育的改革也纷纷将实践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而作为本次新课程改革亮点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正是立足于学生的现实生活，并且以实践活动作为该课程实施的主要方式，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分析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审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必将为该课程的实施带来新的理论要求和指导。
关键词：实践哲学 实践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一、实践哲学的基本观点
（一）实践哲学注重人的主体作用
实践哲学强调人在实践活动中主体作用的发挥，承认人的主体性是人进行创造性的、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的实践活动的前提。这里的实践是人所特有的、趋向一定目的的活动，正如在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提到的“在实践中确有某种为其自身而期求的目的，而一切其他事物都要为着它”[1]那样。
实践哲学主张从人本身的生存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人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彰显，实践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要求。实践哲学关注的人是活生生的、鲜活的生命。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不只是作为实体存在的人，更为重要的是有着思维和意识的人；这里的“人”是有自主性的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视为主动者，把外物视为被动者[2]，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并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里的“人”是有能动性的人，即在行动之前会自觉地确立实践的目的，制定实践活动的计划，选择实践活动的策略、政策，用以保证未来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这里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人，能够打破自然界和自身的限制，从而不断超越现实，达到理想的未来。
（二）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不能被仅仅理解为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哲学认为，理论始终要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外在的说明，从而服务于改变现实的实践运动。
首先，理论与实践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统一，理论服务于实践。理论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还在于运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使其不断取得胜利。其次，也正是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主体才能形成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和熟练掌握，从而真正将学习到的理论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再次，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即实践对理论具有反作用。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只有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错误的理论才能被发现、纠正或推翻，而正确的理论才能被证实，并获得进一步发展。
（三）实践哲学以整个生活世界为基础性对象
实践哲学把整个生活世界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肯定了人生存的基本领域——“生活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肯定了这个领域对人类的重要性和对人类所有理论的基础性和先在性[3]。实践哲学涉及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它并不指向单一的、特定的对象领域而是涉及人类自身对象化的所有领域，是人、自然、社会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所形成的有机的整体，是人的整个生活世界。
首先，实践改造的自然维度,生成发展了人化自然，将自然维度引向了与人有关的生活世界，使人化的自然成为实践哲学的关注对象。
其次，作为人的存在必定不是单一的个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都在人能动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每个人在改变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改变他和自然界的关系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
再次，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目的、意识等来改造社会客体，使社会向着人所需要的方向变化和发展，使社会成为真正人化的社会进而将社会纳入实践哲学的对象范围之内。
因此，人、自然、社会的统一构成了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是实践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对象，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
（四）实践哲学以生成论的思维范式为主导
实践哲学的主导思维范式是生成论的思维范式。因为实践哲学以感性具体的实践为根基，它所追寻的根基不在生活实践之外，而是在生活实践之中。而生活世界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是不确定的，因而实践也不可能是固定的、按照既定蓝图亦步亦趋的准确实施，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
首先，从实践的主体来看，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人，而是不断生成的人，因为成长不是已完成的生长，人没有一个恒定的画像，人总是不停地进入生活，不停地变成一个人[4]。现实的人总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的生成发展和社会的生成发展与实践的对象化活动具有一致性。其次，从实践的过程来看，实践过程是复杂的、多变的，再加上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往往不能够一次性获得，客观事物的本质也有一个受实践制约的逐步显露的过程。因此在实践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根据客观规律和具体情况改变已经制定好的计划、方案，调整实施，以确保实践活动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结果，也就是说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需要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二、实践哲学对综合实践活动的行动指要
（一）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实践哲学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学生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主体，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为学生创造有利于实践的环境。要相信，只要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寻找课题，关心学生关心的、想了解的问题，鼓励学生深入研究，让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必定会有所收获。即便遇到困难，经历失败，学生也会从中汲取大量的经验教训，万不能因为害怕学生学不好而剥夺学生的自主权。
例如，在一次以“哭泣的水沟”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课中，由于学校旁边有一条小河，河里总是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生的关注。于是学生自己确定了活动的主题，并进行了实地考察、采访，通过查资料、师生互动、讨论质疑等方式的实践活动，学生终于找到了水沟被污染的各种原因，还自主研究制定出治理臭水沟的方案。这个案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重视，热情也被积极地调动起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也在活动中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当然，在整个过程中，教师的指导是必要的，但绝不能一手包揽学生的全部活动，而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真正把受教育者当做一个完整的主体看待，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他们在实践中获得发展，并以此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在现实操作中的运用
实践哲学中的理论与实践不是二元的对立，而是在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必须将普遍的理论具体化、个性化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彰显理论的指向作用，使其服务于实践，推动人们在实践中创新；另一方面理论的科学性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强化和进一步发展，使主体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中教师要注意将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现实操作结合起来。例如，某老师在组织学生开展“××景区交通污染”状况调查中，学生在制定方案计划时，本打算采用噪音测量器测量空气的污染程度，但是他们没有借到仪器，又不愿浪费钱去买一个。最后一个学生想出办法：只要准备瓶子、管子等简单的东西，然后到不同的地方装上空气，最后把装有空气的瓶子倒过来用管子输入水,哪个瓶子中的空气多即二氧化碳多,就表明那里的污染大一些[5]。这一建议正是源自学生看书获得的知识，建议被采用后，该生在活动中展示出很高的积极性。因此，综合实践活动的设计要尽量使学生已有的学科课程知识和通过课外学习获得的知识都能够在活动中得到应用、延伸、综合、重组和提升。当学生能够根据活动中的具体状况活用书本上的知识，把理论运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时，他们就会获得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对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而使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学生在知识的应用过程中，体验到知识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他们对知识学习的兴趣，充分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进而大胆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方法，并积极主动地去探索，获得对已有知识的反思能力。这会让学生真正学会学习，勇于创新。
（三）强调课程内容的改变和延伸
实践哲学的对象面向整个与人有关的生活世界。学生生活在一个由个人、社会、自然等基本要素构成的完整世界中，而且这些要素交汇融合、彼此联系，仅仅依靠书本知识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作为一个真正社会的人的存在的需求。因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应涉及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涵盖学生与自然、社会生活和自我的关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在亲近自然，参与社会和与他人积极交互的过程中获得全面的发展。
综合实践活动要勇于打破教室和学校的束缚，将学校、家庭、社会和自然界融合起来。首先，活动的课程内容要亲近自然，丰富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了解与认识，培养他们关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情感和态度，并进一步促使其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形成初步的环境保护能力。其次，要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和服务社会的意识，增强他们对社会的了解与认识，增强其社会实践能力，关注学生的社会行为、态度和价值观，帮助他们形成社会责任感、劳动观和道德观等。这也要求学校要呼吁所在社区和社会各部门的积极协作，配合学生外出参观、访问、调查，争取在各地建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青少年活动场所。再次，要重视学生与他人或自己有意识的交互活动，培养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养成负责任的生活态度。
（四）关注综合实践活动的生成性
实践哲学的思维范式是以生成论为主导的思维范式，它要求以生成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实践活动的主体、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等。
首先，学生在与实践活动的“对话”中，不断生成发展成为“新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打破了已有的僵化的课堂，引导学生投身于实践生活中，启发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之中通过分析、思考和判断发展、锻炼自己的思维，并在多种可能性之间通过慎密的思考和负责的行为不断发展成为趋于完善的“人”，成为一个不断生长发展的能动自觉的主体。
其次，实践哲学认为实践不是固化的。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是复杂的，随时都可能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教师要适时引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创新，让学生发现新问题，生成新课题，自主完成方案、计划的修正和调整，确保活动效果的实效性。例如，某学校以“牛奶”为主题进行了系列活动的规划与实施。在教师讲解牛奶的营养、牛奶与健康的关系时，突然有一位学生问老师：“牛奶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喝牛奶，而农村的小朋友却很少喝牛奶呢？”显然这是活动过程中生发出来的问题[6]，只要教师积极地适时引导学生探究，该活动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再次，由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生成性和发展性，因此，对活动结果评价也应该以发展性的评价为主，即学校和教师不应过多地关注活动的结果和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作品，而应注重学生能力的获得和生命的成长。即使活动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教师也不能盲目地否定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应肯定活动的阶段性成果并汲取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以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总之，实践哲学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实践哲学的复兴为综合实践活动走出困境提供了一种良好的契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只有回归实践哲学，回归本真的实践，根植于实践才能走出困境，获得新生。
参考文献：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4.
[2]孙晓毛．略论人的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原则[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8，（4）：1-5.
[3]金生．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J]．教育研究，1995，1：17-22.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197.
[5]陈宏贞，贺方秀．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要以学生为主体[J]．科技资讯，2008，（32）：216.
[6]顾建军．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6.
立足于实践哲学回归生活世界论文
对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学界存在三种思潮：其一，从科学角度出发研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展现出科学文化整合路线。其主要代表有乔治？萨顿，代表作是！（科学史导论》，国内有李醒民和董其壁等。李醒民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研究20年》是典型地从科学出发研究科学与人文整合的路线。其二，从人文角度出发研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展现出人文文化整合路线。主要代表及著作有历史主义学派库恩及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和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其三，从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科学与人文融合，展现出人类整体的文化综合路线，其主要代表有孟建伟和肖锋，其中孟建伟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最为典型。而本文认为，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是本文的特色，而这恰恰是学界所忽视的方法。从生活世界探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目前学界还没有先例，而本文试着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实现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并且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哲学前景。
一、科玄之战
本文所指的“科玄之战”是广义上使用的概念，它不仅指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论，而且也涵盖20世纪欧美的几次科学与人文之争。之所以如此使用，是因为发生在20世纪的海内外几次大规模科学与人文之争论有着共同的特点和指向。下面我们来回顾那几场“科玄之战”。
（一）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及争论
科学与人文分隔与争论，在欧洲近代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20世纪中叶，斯诺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又一次引起知识界的聚讼纷纭。这可谓是发生在欧洲大陆的一次“科玄之战”。斯诺是英国的一位文学家和科学工作者（1905—1980）1956年他发表了一篇短文《两种文化》，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题的著名里德演说，从此掀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科学与人文之争。
斯诺的重点是指责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非科学气氛并且往往转化为反科学。1111斯诺的确是致力于提高科学的地位，提高非科学人士的科学素养。斯诺的批评，主要指向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他有句典型的伤人的语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11121卢德派是19世纪初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的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20世纪中叶斯诺用卢德派一词带有极大的贬义。在这篇文章中，斯诺坚持认为，整个西方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成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个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个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1114斯诺认识到，两个集团之间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作为上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非科学家，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吹自擂”，这主要因为他们“抱有一种浅薄的主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与之针锋相对，科学家贝IJ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
斯诺的演讲立即遭到文化批判主义者F。R利维斯的猛烈抨击，这场斗争前后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今天还不时有余波回响。
（二）索卡尔事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后现代思潮中种种蒙昧含糊之处，欧美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论战。
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一书，对以后现代主义一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名义出现的“科学元斟”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
受《〈高级迷信》一书的激励，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据称，这是一篇讨论“后现代哲学以及20世纪物理学的政治蕴涵”的学术文章，结果5位副主篇一致通过把它发表。为了回击《高级迷信》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批判，《社会文本》在1996年推出了一期“科学大战”特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索卡尔的“诈文’恰恰发表在这期的特刊上。
但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文章披露，他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联系”，甚至还加入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认为，“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这就是在西文知识界引起极大轰动的“索卡尔事件”，并由此引发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一场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了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而且这场争论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
“这是一次野蛮之战，它造就了许多的祸害一学术事业的丧失与学术思想的混乱一而且影响到科学的灵魂”。1224索卡尔的赞同者宣称，该事件是一次揭露人文学者对科学形象任意扭曲的很好文化实验。索卡尔的批评者则指责：“可怜的索卡尔，他的名字总是和欺骗而不是与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
（三）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玄之战
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科学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所以，发生在中国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实际上是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中西文化之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科玄之战主要指1923年由张君劢肇始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之争。
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起始于张君劢的清华讲演《人生观》。张君劢讲演后，丁文江先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科学与玄学一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直接针对张君劢进行论战。论战的中心是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玄学派张君劢等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的问题，科学对人生观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观问题的讨论之外。而应战的科学派丁文江和胡适等，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能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当时争论很激烈，火药味很浓，请看丁文江迎战张君劢的〈科学与玄学一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中的几段话：
“玄学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魂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
“义和团的枪炮打不死他；他不受这种火器的支配，我们纵能把义和团打死了，他也还至死不悟。”
“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死光，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
“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
二、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哲学根源：生活世界的遗忘
20世纪国内外几次大规模科玄之战主要表明了在20世纪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已非常紧张，已经处于分裂状态。对于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原因，学界已有不少的探讨，也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和对策，而我认为生活世界的遗忘是科学与人文分裂的根本原因。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最早出自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的现象学》（以下称《危机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指的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5158。日常生活世界简单地说就是围绕着人的日常生活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这其中既有客观自然界，更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与自然世界作用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世界，而这种经验世界还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世界，在胡塞尔那里是非课题化的、非客观化的、直观的世界。
胡塞尔试图在批判实证的科学理性基础上给经验世界一片生存的空间，因此，胡塞尔对流行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们的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的结果是偏离了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在《危析》一书中，胡塞尔指出，欧洲科学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这种科学危机不是物理学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是一场哲学危机，一场人自身的危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相分离，结果使科学失去了意义，甚至危害了人类。胡塞尔在晚年提出生活世界概念，他认为，为了摆脱科学危机，必须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胡塞尔认为，在近代以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把自然数学化、观念化了。于是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世界就偷偷替代了唯一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我们人类自己为生活世界裁剪了一件非常合身的观念外衣，即一件所谓客观的真理外衣，这件观念外衣使我们把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了真正的存在。胡塞尔强调，哲学应当回到作为意义原初的生活世界，重建与人的世界相统一的、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世界。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科学和人文是原始朴素统一的，那时的学问是“百科全书”式的，集自然科学和人文于一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古今之变、穷万世之学。中世纪，基督神学使科学与人文遭到双重打击乃至泯灭。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联姻，共同反击宗教神学的压迫，通过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为科学也为人文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这种理性精神在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的发展，转变为纯粹的工具理性和方法，用公式和符号化的世界代替了生活世界，科学和理性转变为抽象的符号研究，造成实证主义的科学繁荣和关于人的知识的萎缩。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科学虚假繁荣。因为，古希腊的哲学一科学理性精神是欧洲人性成长的家园，而当代的科学不仅把关于人的哲学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而且把为科学提供现实实践基础的人的生活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因此，胡塞尔断言欧洲科学发生了危机，欧洲人性面临危机。
西方近代是理性高歌猛进的时代，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对主体的确立，经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最终到黑格尔以“绝对理性”构造起“理性的通天塔’，人类最终依赖于理性战胜了自然，征服了自然，创造了物质财富，显示了人类力量的伟大。但是，人类在张扬理性的过程中，却使自己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
精神痛苦的原因何在？胡塞尔认为，是理性的张扬。理性被简化为纯粹的工具理性和事实理性，却把价值理性统统丢弃。人的生命意义、道德、崇高及形而上问题全都被当作伪命题抛得一干二净。科学只管往前赶，却让自己失去了生活世界这个根基。生活世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世界，它能给予我们一个完整而全面的人格。然而这个世界自从伽利略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理念世界开始偷偷取代它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家园就开始迷失了。所以，“自伽利略起，理念化的自然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
由于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会导致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具体表现为：近代资本主义以来，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急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与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
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和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切地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不犹豫地牺牲后者。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生活世界被遗忘的结果，同时，生活世界的被遗忘又加速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使得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合流，更加肆无忌惮地推动科学远离生活世界。
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没有实现生活世界的回归
在哲学史上，对本体论的追求从来没有间断过，这种追求是对世界的一种探索，也是对人类的一种观照。在古希腊哲学里，哲学以超验的形式保证了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即现实世界的统一性。基督教哲学导致了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分立，前者规划后者，神统治一切。近代哲学以认识论哲学转向为其特征，认识论哲学勾画了一幅机械的世界图式，从此科学成为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活生生的世俗世界成了本质衍生的现象。种种传统哲学都在寻求一个超验的本体但表达的都是与人分裂的实体统一世界，都是实体主义、本质主义、机械主义的思维模式。
工具理性和技术崇拜的盛行，必然导致客体强大与主体的失落，带来人的自卑和压抑。尤其是近代认识论哲学转向后，非人性化的机械的世界带来了哲学与人的双重危机，带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科学的世界抽掉了上帝存在的根据，也带走了人和神的脉脉温情，一个物化的世界清晰呈现在人的面前。胡塞尔认为，“欧洲生存的危机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欧洲在对他自己的合理的生活的疏异中毁灭，沦于对精神的敌视和野蛮状态，或者欧洲通过一种最终克服自然主义的理性的英雄主义而从哲学精神中再生”|8|4（）4。为了克服欧洲科学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只有重新返回到原来被‘疏异”了的“合理生活”，返回到作为其全部意义来源和基础的“生活世界”。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提出，对后世的西方哲学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世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梅洛庞帝的“知觉现象学”、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等，无疑都是深受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的启发的。但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并没有真正地解决欧洲人的危机，他的“生活世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主观先验的世界，还是精神的构造物，并没有找到欧洲危机的现实根源。
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极力反对理性的张狂，而人本主义却抱怨理性的冷酷，两大哲学派别都在努力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和主客二分的理性精神，寻找回归生活世界之路径，但是两者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科学主义主张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哲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变成“科学的哲学”，也就是说，一切真理和存在都要诉诸于科学，效率、精确、规范成为评估和处理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哲学的任务只在于对自然科学发展作出解释，为自然科学提供指导。他们认为科学要在前方冲锋陷阵开辟战场，哲学家只适合于打扫战场。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了“捍卫科学，拒绝形而上学”的口号，让“工具理性”成为影响和统治人们生活与观念的不可抗拒的法则。这无疑把世界视为某种外在于人的、与人无关的、可计算的、本质既定的存在，而人只是这个客观世界的渺小旁观者。这就意味着对人的现实，对此时此地人的存在状况的漠不关心。这是一种简化或遗忘的哲学，这是一种脱离生活世界的哲学。
与科学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则认为，科技所遵循的.“工具理性”把人变成了抽象的、冷冰冰的逻辑单纯的倡扬“工具理性”势必丧失本应与之并行的“价值理性”一即崇尚道德理想与人性目的，压抑和窒息“人的丰富性”和“丰富的人性”。人本主义认为，必须重视人的本质，重视被物质遮掩住的人的意志、情感、本能自由、爱欲等基本人性，高扬人文精神，把人从科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自身。虽然人本主义者仍然试图建构另外的形而上学体系，但这却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追求，而是导致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产生的形而上学欲望在推动着这些形而上学者。
人本主义其实就是非理性主义，它虽然张扬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体验，其见解有极其深刻之处，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它对科学的理解没有超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野，另外，它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也是片面的。人本主义者离开社会历史抽象地谈论人的本质、生存、安居、自由、解放等，其实他们也脱离了生活世界。
人本主义者与科学主义者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实证科学主义者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强调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或贬低人文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而人本主义者则强调艺术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与对立便进一步加深了。
四、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指明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趋势
马克思尽管没有明确提出“生活世界”这一哲学概念，但其哲学体系无疑蕴涵着“回归生活世界”这一基本的哲学精神，这真正是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从而开启了现代哲学的大门，并蕴涵了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钥匙。
（一）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寻求现实与理想（超越性）的张力
对马克思而言，一方面，实践是人的根本生存方式和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实践体现着人的本质属性，表征着人的生存状态，在实践的动态过程中人得以逐渐生成，因而，实践肯定了人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它表征着人的价值诉求、价值判断与评价。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残缺而必然去寻找现实生活的狭隘与残缺、有限与困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造力和意志力来改造现有的世界，因而实践又表征了人的超越性。就这样，实践成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中介，成为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有机结合点。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现实世界与超越性能够辩证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立足于生活世界，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进行了颠覆。在马克思那里，生活世界是立足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现实与理想的辩证统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通过实践不断进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以现实性肯定超越性，以超越性提升现实性，按照理想拓展更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打破一成不变的格局。“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948马克思不满足于哲学在理论上对人的反省和关怀，而要求在对世界进行革命变革的实践中完成人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既立足于现实实践，又坚持对人类价值理想的终极关怀，始终寻求现实与理想的平衡点和张力。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告诉我们：人不仅要立足现实，还要有对现实的超越。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所指出的双重尺度告诉我们：禁止科技发展和放任科学发展都是行不通的道路。实践体现了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连接着自然性和人文性，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双向流动，两者是辩证的、共存的。
（二）基于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指出了科学与人文融合之路
生活世界的实质就是人的生活，就是生活中的人本身。人的生活是社会性的生活，社会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IWI112。基于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指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的必然趋势。从理论上看，一方面由于自然的人化，自然作为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已不是外在于人的纯粹的观念上的自然，只有“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111128。因此，实际上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必须通过对象化才能实现，因此关于人的科学必须要研究自然界，“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111129，人与自然的统一必然导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已是人化的自然，这一人化的自然界不仅为人的生活、人的本质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而且为科学提供了基础，因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生活的基础和科学的基础是同一个基础，“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一——这根本就是谎言。
从实践的层面上看，由于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的现实性、历史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已不仅是理论上的必然性，而且事实上已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11（01128生活的基础在本质上是感性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因而也是感性的。“感性（见费尔巴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1101128在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要求，人文具有科技色彩，科技要彰显人文的魅力，努力使科技人文化，人文科技精神化。平衡科技和人文在社会建构中的功能和作用，消除人文萎缩所带来的人性压抑，创造和谐生动的生活世界，这也正是马克思昭示给我们的东西。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对科技才能发挥一种价值导向作用，使科技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和情感意志。对人的价值的崇尚和对人文环境的塑造，都有助于在人文与科技之间保持和谐的张力。科技代表着理性、客观尺度与科学精神，人文代表着价值、主观尺度与人文精神，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辩证法要求两者一体化，即人文乃科技的人文，科技是人文的科技。李醒民先生提出的“科学人文化；人文科技化”的基本思路，1111孟建伟先生的以“科学文化哲学”整合科学与人文的观点，都是非常具有学术借鉴意义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技术化生活才不至于变得狭隘、刻板和单调，才可能造就全面自由的人。让我们回到实践，回到生活世界，在现实与理想间寻求张力，在自然与人之间发现内在统一，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求融合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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