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

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

近年来学术界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直接选举研究术评
高 千1，张英魁2
（1．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日照276826；2．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近年来政治文化成为分析乡村直接选举的重要视阈，许多学者立足于中国乡村直接选举的丰富实践，对村民选举的行动策略进行了政治文化的深入解析，以探求选举行为背后的内在导向因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农村直接选举中政治文化基础的研究、宗族文化与选举行为关系探讨、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作用审视、不同政治心理之间冲突对选举效果的影响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丰硕，为乡村民主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以更为系统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之，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比如调研区域有限、范围较小，所获结论缺乏深度解释力等问题。
关键词：农村直选；政治文化；宗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D6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10)04 - 0023 - 07
农村直选，是村民自治、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村民自治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它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农村民主政治的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但是，在目前的农村选举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参与冷漠、“拉票”、贿选等现象。这一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直接危害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当然，对乡村民主建设进程中存在问题的关注并非对成就的忽视。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界在充分认识乡村民主建设成就与价值的基础上，对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如在对村民选举参与的解释上，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利益主体说”…、“理性选择说”、“公民权利说”、“经济结构说”。但从调查中发现，运用这四种理论仍不能对一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解释。需要从文化的视角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因此，立足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来探讨和反思影响农民选举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这也正是学术界形成对此问题研究热潮的根本原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领域：对农村直接选举中政治文化基础的研究、宗族文化与选举行为关系探讨、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作用审视、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对选举行为的挖掘、政治文化重构的对策分析等五个方面。笔者试图做一系统的归纳和概括，并指明未来研究的重点所在，以供学术同仁参考。
一、对农村直接选举中政治文化基础的研究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学术界研究成果较多，普遍认识到了政治文化对农村政治民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其独特的作用。正如阿尔蒙德指出：“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虽然诸多学者的论述角度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人们对于政治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而已。
1．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强调宗族文化复兴对乡村选举的影响
龚志伟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为间接影响村民投票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选举过程和后续性影响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的公共管理行为。社会转型期农村文化的贫乏是宗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建设先进文化、深化体制改革，从观念上根本地改变宗族文化对农民政治行为的深厚影响，建设好一个乡风文明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2.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论述了家族文化对农村选举的冲击
胡河宁、刘涛指出家族化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可能使民主选举演变为家族博弈直至暴力武斗，民主选举制度反而成了维护家族政治的“合法”外衣。使国家公权力沦为家族私有化甚至个人世袭化权力，法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也成“一家之言”，依法行政无从谈起。尤为严重的是，有着深厚社会人文基础的家族化如果任其发展，就可能形成一股社会性力量，渗入正式权力并与之相抗衡，严重者将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朱康对也认为，作为农村非正式的社会群体，过强的宗族观念往往容易导致团体认同感的过分强化，一旦宗族中个人之间发生冲突，往往激化宗族间的矛盾。因此，随着乡村现代化的进展和乡村文化的转型，人们的宗族观念会逐渐淡化，同时要切实实行公正、公平、公开的民主选举制度，把各宗族的斗争引导到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之中，乡村宗族间的恶性群体冲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3．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角度，论证了新型政治文化对农村选举运作的重要性
张海燕、周游认为虽然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诸如贿选、宗族势力干预选举、乡镇领导运作选举等失范现象，追根溯源是由于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观念从而缺乏对民主政治的有力支撑，使得民主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极大程度的缺失。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障碍进行认真分析并实现其现代性转换，以期建立与现代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实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良性发展。方盛举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具有先导性、支撑性、保障性等功能，如果参与型政治文化匮乏，即使各种民主制度得以建立，也会因缺少足够的政治文化资源支撑而流于形式，畸形发展。
4．从乡村治理的角度，论述了农村政治文化对实现村民政治心理的转变具有的独特价值
肖唐镖认为，选举中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选民，作弊现象随处可见，不少选民与村干部缺乏宽容、妥协精神和对游戏规则的尊重等政治心理品质；“赢得起，输不得”的观念，不能坦然面对落选、不尊重法理型权威的意识，对自己不支持的人就不服从，对落选者缺乏鼓励、宽容的精神，这些都对选举过程与结果造成了不良影响。只有从文化层面才能为现阶段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心理条件。对此，诺斯也指出：“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的制约因素。”
通过以上诸位学者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分析农村政治文化对于农村直选影响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倾向：一是过分地夸大其影响。例如，有人认为农村政治文化是影响农村选举的决定性因素，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经济基础建设对民主建设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过分地狭隘理解其价值。例如把农村政治文化仅仅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
二、对农村直接选举中宗族文化与选举行为关系的探讨
这一领域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从目前来看，也是对农民选举行为研究中相对集中、较为系统的领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采取了实地调研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成果来看普遍认为宗族文化对村民选举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歧主要在于其影响的程度上。有学者认为宗族文化对选举影响的程度较小，甚至微不足道。如肖唐镖、唐晓腾等学者持这一观点；而大多数学者均指出了宗族文化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度较高，“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转化为一种社会性力量，特别是家族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人文基础，植根于人们的心理深层结构之中，并支配人们的政治社会行为。”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分歧可能受学者们所调查区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是本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影响村民选举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1．经济发展水平对选民行为影响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宗族派系在乡村选举中存在一定的影响，是影响选举的重要一维。例如，何包钢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乡村，由于经济类型多样化，经济利益多样化，宗氏家族的影响力减少了。生活水平高的人也更珍惜自己选票的价值。郎友兴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宗族在人们选择村主任时的影响力就小得多，选民一般就不会以家族、眼前利益为其投票取向。他又进一步指出，经济上比较成功、素质高、思想观念开放、见识广的村民能够超越家族、局部、个体的利益，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村主任的人选，在选择标准上会更趋向于理性。
2．宗族政治认同对选民行为影响的分析
从这一角度来研究选举行为的学者普遍认为对宗族家族具有认同感的村民具有稳定的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其投票行为也较积极主动，反之则表现为参与冷漠。于建嵘、徐勇并没有直接分析政治认同对选举行为的影响，而是从侧面分析了政治认同对乡村政治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影响也必然会对村民选举行为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于建嵘认为社区里那些因财富、德性或技能而获得绅权者，并不是通过什么政治规则“选举”出来的，而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产生于舆论之中，是当地居民较为一致的内心认同。即他们是因“声望—而成为地方权威的。正如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徐勇在《非均衡的中国政治》中指出的，“声望”是由于人的特殊地位和才能而获得他人尊敬和服从的一种影响力。与建立在物质财富基础上的经济权力和强迫性的政治权力不同，声望以他人自觉尊敬和服从为条件，是由于被尊敬者的特殊地位和才能形成的，并能对社会产生较特殊的影响力。”徐勇也在《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对这一观点也有所涉及，他认为基于地缘、业缘形成的圈子也是影响乡村政治的重要因素。由于圈子能使人获得圈子以外无法获得的东西，因此圈子内的人有一种自我认同感。由此形成圈子的内聚力。许多事情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知道，许多好处也只有圈子内的人才能享受。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各种有形无形的圈子所影响。这里的“声望”、“圈子”可以理解为对其人或身份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无形之中影响了村民投票取向。而林少敏、吉青则从村民政治参与冷漠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参与的冷漠是农民认同感的缺失造成的。她们指出，走出村庄的人日益增多，村庄的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均被打破，村庄的共同生活遭到破坏，村民的共同体意识日渐淡薄。失去了对村庄的认同感。村民日益“原子化”和“边缘化”，导致了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度日益淡薄，利益关联度的淡薄又进一步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和认同，从而使村民不关心村庄的未来，自然缺乏参与的动力。
3．宗族和其它因素共同对选举行为影响的探析
有学者认为在当前农村，除宗族文化影响之外，姻亲关系、乡村习惯也是决定村民投票心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孟庆尧在调查后发现，同族选举竞争直接导致了同族内部、甚至同族内部各支势力的分化和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选举的胜利不得不拉拢票源，姻亲的作用显现了出来。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姻亲关系以决定性的优势压倒宗族关系，在其调查地区虽然还不是很普遍，但姻亲关系的重要却的确已经为人们所深刻认识。林少敏认为，随着村民投票行为的理性化，导致了在选举中实际起作用的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前同宗同族的大家庭，而是扩大家庭的成员再加上其亲戚。一般来说，只要有本家族的人或与自己有姻缘关系和拟似血缘关系的人参加竞选，村民都会积极地去参与并把票投给本家族的人。这其中，既有维护和实现家族、本人的利益的考虑，也有为本家族争面子的心理。对此，朱秋霞把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网络家族”的概念，认为网络家族是当前农村的一种崭新却普遍的现象，体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便是宗族与姻亲共同起作用。
另外，尹利民、冯耀明对“乡村习惯”进行了系统分析。尹利民认为，宗族作为一种直接的意识和潜在的力量，借助一种“乡村习惯”来支配着村民的投票行为，进而影响村委会选举的结果。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乡村习惯”的背后因素是选民的投票取向。乡村习惯是村民的一种传统习俗，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思维方式的一种惯性，而这种思维惯性无不与层出不穷的宗族活动有关。冯耀明对此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从农民主观意愿来看，选举时不仅要考虑选能人，还要考虑选“本家人”。在宗族势力雄厚的地区，“本家人”更成为农民的首选，更多的村民也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投本家族人的票。由此可见，姻亲、乡村习惯也是影响村民选举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对农村直接选举中传统政治文化导向作用的审视
对农村直接选举中传统政治文化导向作用的审视，无疑是学术界关注最多，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之一。此类研究对于传统文化对如何影响选举行为的也进行了多角度、多视阈的阐释。一般而言，关注这方面的学者之学术旨趣在于对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关照，以建立与当代农村政治发展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学者目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小农意识影响选民行为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小农意识束缚了农民的行为，是造成农民政治参与冷漠的根源所在。如郑明怀认为，部分农民在小农意识支配下，往往将自身利益视为一切利益的中心，贪图蝇头小利，只看到眼前利益，容易被一些小恩小惠所蒙蔽，轻率地作出决定把票投给贿选者。尽管是两厢情愿，村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贿选者得到了选票，各得其所，似乎是实现了双赢，但是村民最终出卖的将是自己的直接利益。王丽华认为，农民头脑中长期存在的小农意识，也是影响村委会选举民主性的因素。农民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参与民主选举村干部，首要条件是未来的村干部是不是靠得住，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小农的依赖性使他们明哲保身，最怕得罪人，尤其怕得罪干部。王守智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权威崇拜”、“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深深地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当代农民的心理、行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被动接受命运、不思进取的心理习惯严重束缚着广大农民的行为选择。李瑞存也对此持同一观点。
2．对村民“官本位”心理影响选民行为的分析
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官本位”、“面子观”心理也是影响村民自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村民的选举行为。于建嵘在岳村调查后发现，主导村民投票行为的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有关社区的公共秩序的需要和个人的面子、声望。村民们参与选举并不希望从集体中获得什么，而是希望能因此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和公平的生存环境。那些愿意作为村委会干部的参选者，看重的主要不是这个职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主要的是有关本人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面子。由此提高了参选者的积极性。阎云翔在1996年出版的《礼物的流动》一书中指出，在乡村社会的流动中，“面子”的概念作为一种道德约束，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对社会脸面的追求促使家族和网络家族中的成员都积极地参与选举活动。杜赞齐对此也有相关论述，在经营他的“权力文化网络”时，认为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赵国宝认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官本位”的情结，就有一种对政治权力非常态的崇拜心理。中国农民这种心理加上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和统治阶级有意的忠孝观念的灌输，使中国农民失却了自身的主体性，很容易形成一种人格依附。
3．对村民功利性影响选民行为的剖析
农民狭隘的功利主义取向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学术界从经济视角进行探讨的较多，而从文化视角分析的较少。周晓虹在《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认为，农民需要的层次低，目光短浅，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造成农民的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是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的奢望，所以极其看重眼前的利益。大部分学者主要是从经济的视角进行的分析，指出了功利性思想对选举行为的制约性。如于建嵘通过调查认为，无论是投票者还是竞选者，最为直接的效用目标是经济利益。因此，通过选举行为，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为自己家庭利益寻求代表者，是村民们参与选举最为根本性的功利目的。这就是农户成为了乡村政治行动者最为直接的原因。张继兰认为部分村民是否参加选举，首先要看选举是否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而定，有好处就参与，没好处就弃权，有利可图才参加选举。其次根据利益多少决定选谁。一般来说，谁出的价格高手中的选票就给谁。总之，在当前大陆的农村，“利益无疑是其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农民的功利主义取向严重歪曲了选举的实质，破坏了民主的原义，背离了民主的要旨，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
4．对村民“无为心理”影响选民行为的探析
学术界对这一心理研究的较少，更没有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只是在其著作中有所涉及。像陈吉元、胡必亮在所著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一书中认为农民将自己的需要仅仅局限在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上，维持在最低生存线的位置上，至于社会上的追求、精神上的追求皆不存在。传统社会为典型的等级社会，农民的身份最卑下，最被人看不起。而要想改变这一切，难上加难。于是，他们用宿命论来解释这一切，认为人的财富、贵贱是命中注定的，即所谓“人不能与命抗争。”李国珍则通过调查实践发现，村民在投票时有“自己不想当，选谁都可以”心理的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无为”的集体无意识严重影响着村民的行为，制约着村民投票积极性的发挥。这种心理对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影响表现在中国人特有的“独善其身”、“个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庸”等的文化情结。通过以上分析，陈吉元、胡必亮的理论分析与李国珍的调查发现是不谋而合的，其调查结果直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合理性，说明这一心理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
5．对臣民心态影响选民行为的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由于地域的封闭性、现代经济文化的落后性、生存方式的传统性制约了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缺乏主人翁意识，存在着依附、臣属心态，从而形成了对选举权的冷漠。王嘉栋认为长期的臣民思想使村民保持一种被动的心态，长期的伦理道德塑造出的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领域表现为习惯于依附权威和缺乏行使民主权利的主动性。肖唐镖、唐晓腾等也认为，大部分村的村民选举中虽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具有参与的愿望，但是由于“臣民心态”存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过去一场场形式主义的动员式政治活动的记忆，又使他们有强烈的政治无力感和不信任感。因此他们有着“积极地参与意识与不甚积极的参与活动”。王丽华和李增元是从臣民型政治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王丽华认为农民存在的“臣民心态”导致了选举过程中采取消极逃避和随大流的态度，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被领导、被控制的状态，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明白，对政治态度很淡漠，面对选举操作中的作弊现象，选择的是沉默或仅是私下发牢骚。李增元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大部分中国人民缺乏一种民主的意识和追求民主的责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由于长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专制，使人民的思想趋向保守和中庸。公民对政治心存疑虑或不参与，就形成了政治冷漠。”通过上述内容，我们看到，诸位学者的研究虽然选取的角度不同，对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也不一样，但他们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均说明了传统政治文化对选举行为影响和束缚的一面。同时他们的研究也极大地推进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四、农村直接选举中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对选举行为影响的挖掘
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从农民价值选择冲突这一视角出发，实地调查、理论研究兼而有之。普遍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的环境中，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与现代文化、现代观念等并存，出现了农民在选举时的心理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从而导致了选举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陈吉元、胡必亮在《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中从理论层次上分析了两种文化冲突时对人们内在心理的反应，并对其反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村庄二元文化结构中的制度、行为、观念各个层面上存在着两套不同的文化原理。在正式的组织制度中所依存的文化原理是“理”，而在非正式的组织制度及人际关系中所依存的则是“礼”。在正式的关系中人们依靠和认同的是正式的明文规范，而在非正式的私人关系中人们讲的是人情与面子。在人们的实际行为中，这两种关系与结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因此它们之间也相互的影响与作用，都对行为产生作用与影响，要想将两种关系与结构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只是在不同的场合某种关系多一些和占主导的地位罢了。骆正林从传播学的角度说明了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减退。他认为村民选举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打破“世袭”或“任命”的用人方式，移植现代政治文化，为乡村选择管理者的过程。属于“外输”型而非“内生”型，是在国家权力主导下积极推广的。这种权力嫁接式的民主与乡土社会还有一个磨合期，因此，村民选举在乡村政治文化领域还造成了很多的碰撞和不适，产生出一些负面效果，直接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周晓虹则直接从新旧两种文化观念冲突对村民选举行为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虽然农民在商品经济观念、社会流动意识、竞争和风险精神等方面体现出了更多的现代性，但面对新时代对旧传统的全方位挑战时，他们的心灵深处也体验到了更多的茫然、失范、无序和失衡。贺雪峰在其专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也彰显了这一观点。认为村民在选举时，理应选举那些最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的人当村干部，这个被选举的人应该是一个公道的、对全村人一样公平的持普遍主义态度的人。但事实上，村民即便是在秘密投票时，也往往是感情战胜理性，关系战胜公正，他们可能首选与自己关系亲近但人品或能力并不见得突出的人当村干部时，或者他们可能受到对自己具有影响力的非体制精英意见的影响，而选非体制精英推荐的人物。而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文化虽然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但封建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仍然是影响村民选举行为的主要因素。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即使现代知识体系及其价值观念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民间信仰的精神根基以及它的既定性与方便性，但仅仅是对传统形成的依恋这一人类行为的天然倾向，使可以使传统作为信仰的对象继续存在，或者是在新形成的行为模式中保留自己的痕迹。”程同顺认为在农村文化环境中，农民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代表社会主流的文化意识进入、生长困难，在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上还具有明显的传统性。吴毅对此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并且相信他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至上性与权威性，但他们却仍然可能去顺应传统，而非反叛传统。
五、对农村直接选举中政治文化重构的路径分析
任何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都需要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的支撑，即二者在客观上必须是同步的。因为，这种政治文化将会以自身所展现的新价值、新理想和新观念，对社会和政治发展起引导和促进作用。否则，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因此，在现阶段，重构与农村直接选举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众多学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1．加强村民教育，提高村民综合素质
林少敏认为在既定条件下进行村委会选举，宗族意识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村委会选举要尽力消除宗族在农村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影响，进一步趋向于规范、公正。首先，积极发展经济合作组织，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帮助农民家庭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实际困难。促进村民广泛参与村委会选举最根本的因素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形式代替传统落后的家族文化。通过对村民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教育，可以提高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从而使得村民的视野更加开阔，不再囿于家族内部。胡河宁认为教育的功能不仅在于提高村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也有助于选举中社会纵向阶层结构的多元化。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农村选举中的制衡作用
胡河宁认为家族化问题的解决关键就在于要以社会基础的多元化来改变村选中单一的家族化问题，也就是要在社会中培育出更多自由、自治的团体组织，使分属于不同团体而又倾向各异的人们在选举中互相制衡，形成“横切分割”的局面。高玫指出了对那些家族宗派势力严重、问题较多的村，要清除家族宗派势力影响。可以通过派干部驻村帮助整顿。更甚者可通过强化正式组织的公共权威性组织，有效抑制家族力量对村民自治过程的渗透。
3．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规范选举操作规程
詹成付、孙大林认为民主选举是化解农村宗族势力的有效途径。要正确认识和估计农村宗族、家族势力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必须推进包括村委会选举在内的农村(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规范的民主化进程，这是改造传统社会基础，化解宗族、家族势力的有效途径。另外，在选举制度和选举操作程序上，要尽可能为防止宗族、家族以及贿选对选举的干扰提供保证。
4．发挥乡村精英对乡村社会的积极作用
林少敏认为乡村精英凭借自己的声望，在经济上和动员村民参与投票等方面都有带动作用。他们对于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他们通过合法的渠道和公平竞争而进入乡村政治权力格局应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值得提倡的。
纵观农村直接选举研究现状，学术界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农村直选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和研究，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论者以为，研究仍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其一，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诸多学者对农民选举行为的研究都是从经济、政治角度进行分析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的较少，深入、细致、系统的研究尚显不足；其二，从研究的地域来看，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中部一带，对之进行的研究，仅是抽取调查一个或几个村庄所得到的数据，调研区域有限、范围较小。但笔者认为，中国地域辽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很大的不同，所得到的结论究竟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是值得商榷的。其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实践，但学者对此所提的对策和建议虽不少，但多是抽象的思路和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实际工作的不多。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着眼于如何实现农村政治文化的顺利转型，以使农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并最终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新型的政治发展道路。当然要求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更为深入、系统与更具现实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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