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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距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
区域差距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作者/安虎森何文
内容摘要在非均衡力和经济一体化作用下，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区域聚集，这就形成了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不断吸引可流动要素的良性循环累积过程，以及具有区位劣势地区不断损失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累积过程。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循环累积机制。而要打破这种不断积累区域差距的机制，则需要中央政府有序地组织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提高中西部地区参与全国经济大循环的能力；需要中央政府改革现有的转移支付政策，加大提高居民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为主要目标的收入型转移支付；需要在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资源政策、人力资本政策等方面，实行东西部梯度的、有差异的政策，切不可过度宣扬经济一体化，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关键词区际差距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累积过程区际一体化差异化政策
作者1安虎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何文，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天津：300071）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不尽相同。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开发开放，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中西部的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则相当迟缓。尽管近几年西部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的一些省份，但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结构提升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央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即东部沿海具有接近国外市场的优势，利用国外市场首先获得发展，然后利用经济辐射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出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东部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我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
我国区际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引起决策层的关注。1991年3月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并按照沿海地区、内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四种类型规定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与目标。199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专设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章，论述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与此同时，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武汉和长株潭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等战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尤其是在2009年到2012年5月期间，更是批复了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河北沿海地区、辽宁沿海地区、北部湾地区、皖江地区、中原地区、重庆两江地区、成渝地区、柴达木地区、喀什霍尔果斯地区、图们江地区等20多个区域的发展战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圈地运动”。同时，继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主体功能区战略以来，在2011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主体功能区正式上升为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显然，上述，这些战略都是为协调区域发展差距而采取的举措，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所倾注的力度。然而，对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尤其何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性选项，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晰。
区域差距内生机制
两个多世纪以来，空间问题一直不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处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工具，或者说无法突破“空间不可能定理”的屏障。也因为空间问题长期不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领域，就为其他非经济学学科研究空间问题也即区域经济问题留下了空间；我们常把空间不可能定理作为研究空间（区域）问题时的一种参照系。根据空间不可能定理，当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时，如果认为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现象，且把经济活动区位的不同状况归结为空间的非均质特性，则可以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空间问题，如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等，都强调了这种空间的非均质性特征，且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框架下都有解。相反，如果认为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则此时的市场结构为不完全竞争，无法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研究，不存在空间竞争的解或只存在零解。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现象都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经济活动区位更是如此，许多区域问题无法在新古典框架下进行讨论。
因为规模收益递增，因此每个企业都专注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产品的生产，也就成为该产品生产领域的垄断企业并成为该产品的专业化企业。也就是说，规模经济必然促使专业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此时，如果贸易成本很高，在专业化生产基地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运到其他市场区消费时的成本大于其他市场区自产自销该产品时的成本，则此时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可能出现相互分割的两个或多个市场。反过来，如果贸易成本低，在专业化基地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运到其他市场区的成本低于其他市场区自产自销时的成本，则此时就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这意味着，如果贸易成本很高，则市场是相互分割的，此时生产活动和人口是分散分布的；如果贸易成本很低，则会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即在某一中心区位集中生产并向各市场区提供商品和服务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各种生产活动和人口将高度集中在中心区位，该中心区位就成了该区域的中心城市或核心区。那么，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贸易成本的变化为什么会促发区域结构的变化，或者说为什么会发生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现象？
现实的区域是一种“块状”结构，不同块状体之间在作用力强度（常表现为吸引力和排斥力）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块状体的吸引力很强，有些块状体的排斥力大于吸引力，不同块状体之间存在一种非均衡力，而这种非均衡力表现为一种聚集力。这样，要揭示区域结构的变化或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内在机理，关键就在于破解非均衡力的源泉。这种非均衡力就是我们熟悉的分别与“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以及“市场拥挤效应”相对应的三种力量之合力。
市场接近效应，也称本地市场效应，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厂商选择生产区位时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因为市场规模大才能实现规模经济，同时生产地接近大市场区还能节省销售环节中的运输和贸易成本，因此市场接近效应必然产生激励厂商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集中的力量，它是一种聚集力。生活成本或生产成本效应，也称价格指数效应。厂商聚集区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最终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品种类和数量较少，而从外地输入产品要支付较高的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本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消费则需支付较低的运输成本，因此，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多，意味着厂商聚集区产品价格相对低廉，从而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较低，它也是吸引劳动力和厂商向厂商聚集区转移的聚集力。
在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聚集力作用下，如果启动劳动力和资本的转移过程，这种过程将得到自我强化，因为它包含循环累积过程。我们设想一个由东西两个区域组成的经济系统，且假设两个区域初始的资源禀赋相同，为对称结构。假设此时发生了有利于东部的轻微的扰动，少量劳动力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当然，这种轻微的扰动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无从知晓，假设它已经发生了。由于劳动力维持其生计所需的消费就支付在目前居住的地区，因此劳动力从西部转移到东部，东部的消费需求变大，从而市场规模变大；西部的消费需求变小，从而市场规模变小。这样，东西两个区域市场规模的非对称，导致了西部厂商向东部迁移趋势的形成，因为厂商总是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地区作为其生产区位，这就产生了聚集力。一旦这种转移过程启动，则将形成一种循环累积过程，而这种循环累积过程的启动与东部地区市场规模也即市场需求的变大有关，因而称它为“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如果西部的厂商转移到东部，则东部厂商数量增多进而东部生产的产品种类增多。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多，意味着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就少，因而支付较低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价格指数较低，这对消费者而言是生活成本指数（CPI）下降了，对生产者而言是生产成本指数（PPI）下降了。生产成本指数的下降会进一步刺激西部的厂商向东部转移，形成一种循环累积过程，而这种循环累积过程与生产成本的下降有关，因而称它为“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一旦形成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则这两种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之间也将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在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作用下，西部的厂商和劳动力不断转移到东部，直到所有厂商和劳动力聚集在东部为止，此时东部成了核心区而西部沦落为边缘区，形成核心—边缘的区域结构。
当然，也存在抑制聚集的分散力。当厂商高度聚集在某一区位时，厂商之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将趋于激烈，这种竞争会降低厂商的盈利能力，因为除了正常的生产成本以外，还要支付对付其他竞争性厂商的额外成本，因此厂商选择生产区位时会考虑竞争者数量因素，倾向于选择竞争性厂商较少的区域，这种效应即“市场拥挤效应”，也称“本地竞争效应”。市场拥挤效应的强度，取决于贸易成本、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偏好，此外，城市的拥挤成本或土地价格不断上涨等因素也影响“市场拥挤效应”。
根据上面的讨论，当贸易成本下降或规模收益递增进一步得到增强时，将发生产业经济活动的聚集和城市化过程，而且原有的对称结构会向核心一边缘结构转变，这种结论对揭示我国区域差距的核心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上面的非均衡力所表现的是一种聚集力，因这种聚集力的存在，各种经济活动选择区位时，首先会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因为此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同时生产地接近大市场区还能节省销售环节中的运输和贸易成本。其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将选择区内经济开放程度较大的区域，因为区内经济开放程度较大意味着可以实现要素的充分流动，而要素的充分流动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联系在一起的。再则，当区际经济开放程度很大时，经济活动区位不稳定，市场规模较小区域的经济活动很容易被市场规模较大区域所吸引。
有必要记住区域经济学中一条重要的定理，即如果厂商的生产区位是内生决定而不是外生决定的，则区际开放程度的提高总是不利于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生产区位的内生决定，指的是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自己来选择生产区位的行为，这些厂商大多数属于可转移性企业。生产区位的外生决定，指的是厂商并非根据自身的利润最大化目标选择区位，这些厂商的区位选择常受到外界的限制，如地方政府为保证当地一定的产业份额而采取保护措施的厂商，或专用性很强的对原材料、能源、专用市场或交通运输条件依赖性很强的厂商等。该定理暗含着这种意义，即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主要与政府的调控行为相关而非与市场调控相关。
区际市场规模差异较大而且区际经济开放度很高，则各种可流动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向市场规模较大区域聚集，这将进一步放大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的产业份额进而成为核心区，进一步缩小市场规模较小区域的产业份额进而成为边缘区。如果国民收入包括劳动力工资和资本收益部分，则核心区因大量产业的聚集，国民收入不仅包括劳动力工资收入还包括资本收益，而边缘区因产业份额较小，国民收入只包括劳动力工资收入或还包括少量的资本收益。如果一国不同地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相等（其实经济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则核心区的名义收入水平因包括资本收益而远高于边缘区名义收入水平。假设国内不同地区的价格指数水平都相等，则产业份额较大的核心区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远高于产业份额较小的边缘区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这就形成了区际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可以看出，国民收入地区分配取决于产业份额的大小。这种解释强调了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作用下，可流动要素的聚集和分散（或流入和流出）导致的产业总量规模的变化，决定区域发展差距，这种机制也就是形成区域发展差距的核心机制。由此可见，存在区际发展差距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强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
由于市场规模较大区域的吸引力大于市场规模较小区域的吸引力，因此市场规模较大区域常常吸引可流动要素，而市场规模较小区域常常损失可流动要素。如果在区域之间形成这种可流动要素的转移过程，那么将形成不断强化市场规模较大区域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过程。但在区域间市场规模不同情况下能否发生可流动要素的转移，则取决于区域间市场开放程度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大小，区际市场开放程度的大小是可流动要素区际转移的前提条件。区际市场开放程度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又是由经济系统的政策环境所决定的，这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政策、产业政策、资源政策、土地政策、人力资本政策等。如果区域之间实行的政策是高度一致的，则区域一体化程度很高，如果区域之间在政策上的差异化程度较大，则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区域一体化程度与区际政策的一致性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区域经济为块状经济，不同块状体之间存在一种非均衡力，在这种非均衡力作用下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区域聚集，而这种过程对聚集力较弱的区域来讲，就形成了不断损失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累积过程。这种过程不断放大聚集力较大区域的产业份额，不断缩小聚集力较弱区域的产业份额，而产业份额的区际差异决定了国民收入地区分配的区际差异，产业份额的区域分布越不均衡，国民收入地区分配越不均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就越大，这就形成了不断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但能否形成这种不断积累区域发展差距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则取决于区际市场开放程度或区域一体化程度，当区际市场开放程度或区域一体化程度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开始启动这种循环累积过程，且随着区际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不断得到加强。因此，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打破这种不断扩大区域发展差距的循环累积机制，而要打破这种不断积累区域发展差距的机制，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减弱区际非均衡力，二是尽可能降低区域一体化程度。
减弱区际非均衡力，就要尽可能放大欠发达地区或边缘区的吸引力，而放大吸引力就是要扩大欠发达地区或边缘区的市场规模。放大市场规模则是要扩大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或扩大欠发达地区的消费份额。放大欠发达地区产业份额，不外乎内生和外生两种路径：内生路径就是欠发达地区自身的发展，这不属于本文重点关注的范畴；外生路径是指通过引入外部资源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外生路径强调的是外部资源的流入，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引进外资和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这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内容。
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并对合理引导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就实施了以纺织业的“东锭西移”工程为标志的政府主导的区域产业转移战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制造业合理有序地向中西部地区的原材料基地转移，以建立东西部之间的新型的产业分工格局。2010年年初，国务院又正式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是在我国区域发展规划中唯一以承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主要功能是引导和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这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笔者认为，在皖江城市带以北的冀晋陕三省合适的地区以及在皖江城市带以南的湘桂黔三省（区）合适的地区，应再增加类似的规划区以承接从环渤海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和从珠三角地区迁移出来的产业。与此相关联的是，要提高中西部参与全国经济大循环的能力，这要求我们采取有力的措施提高东部与中西部产业的关联性，包括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科研活动及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提升中西部地区产业与东部地区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强中西部地区向沿海的交通运输能力的建设。
扩大欠发达地区的消费份额，主要是指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实施的各种转移支付政策，因为转移支付可以扩大欠发达地区的支出。我们可以把转移支付理解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所带来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差距而采取的措施，但现有的许多转移支付政策反而加剧了公共服务和居民福利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例如，税收返还政策把税收返还与税收收入挂钩起来了，这就客观上加大了我国东西部的差距：不同的转移支付类型在实现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均等化方面的功效是不相同的。如果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则以提高居民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为主要目标的收入型转移支付的均等化绩效，优于以发展欠发达地区产业为主要目标的转移支付政策之绩效。因为，在一体化程度很高的情况下，资本完全可以自由流动，且其收益（或企业利润）全部转移到资本所有者所在的地区，初始资本禀赋差异通过套利过程（或生产过程）仍保持下来，但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常受到很大限制，尤其在我国更是这样。可以看出，这种公共资源均等化政策与城乡一体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强调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原因。
适度降低一体化程度，并不是指地方政府强制性设置各种壁垒阻碍要素流动，而是指要实行差异化的政策。区域一体化程度是由经济系统整体的政策环境所决定的，不同区域之间各种政策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则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就越高，不同区域之间各种政策的差异化程度越大，则区域一体化程度就越低。因此，要适度降低区域一体化程度，则要适度降低区域之间各种政策的一致性程度，而一致性程度的适度降低就等于区域之间设定了适度的“政策梯度”，即区域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而不是一体化的“一刀切”的政策。例如，中央政府应提高对中西部产业部门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和预算内投资的财政支持力度，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差别化的财政政策，适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地方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因为目前我国六种转移支付中属于远行化转移支付形式的只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但其比重还不到10%；在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指标的前提下，应实行差别化的土地政策，对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中西部地区适度放宽土地利用限制，尝试对土地管理模式进行创新。
尤其，不要过分迷信“以地为本”的主体功能区战略能够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尽管“十二五规划”已把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升为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提出这种战略的基本依据为对外生条件和历史事件的绝对遵从，因为一个地区划人何种开发区的主要标准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一般来讲，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广大地区都有可能被划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如果被划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则它应更多地承担环境和生态维持功能。而目前我国各种补偿机制缺乏或很不完善，这些相对落后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自身是无法承担生态和环境功能的。
需强调的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一定得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实行有“梯度”的政策，切不可过度宣扬经济一体化。其实，经济一体化是与效率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公平和正义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0AZD00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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